深度 | 台湾业内人士揭秘，富士康是怎样选中印度的？|富士康|知名企业|莫迪|郭台铭|鸿海科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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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过子庸李文怡

整理|杨倩

本期编辑|李冉

本期审核 |江怡陈珏可

前言

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首席部长莫迪（Narendra Modi）于2014年代表印人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赢得国会大选，并就任总理一职；其就任后秉持在古吉拉特邦致力从事经济建设的政策，全力推动印度经济改革。例如莫迪于就任成功的翌日（2014年9月25日），宣布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经济战略，鼓励跨国企业及本国公司投资印度最需要的制造业，并在全球进行招商活动。

莫迪呼吁国内外投资人在印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脱离贫穷与促进中产阶级向上流动，增加购买力、刺激需求。莫迪指出，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促进国家发展、经济成长与创造就业，并强化政府管理的效能，以解决低落的印度经商状况。印度制造为印度本身及国外投资者擘画出一幅美好的印度梦。为实现此梦想，莫迪对印度政府进行组织改造以及放宽许多投资限制。

在莫迪的积极招商之下，该政策为诸多企业提供新商机，亦让原本已经撤出印度市场的苹果公司最大代工厂—鸿海集团（以下简称鸿海），愿意再度重回印度，并扩大对印度的投资项目。由于鸿海为台湾地区第10大企业，亦为同时进入资产、营收、获利前10大集团的三冠王，在台当局推动新经贸政策之际，鸿海对印度的投资具有指标性意义，其成败可能影响后续台商对印度的投资意愿，故值得深入了解。

关键词：鸿海富智康印度制造莫迪郭台铭

图源：网络

一、鸿海投资印度的情形

鸿海投资印度并非首次经验，而是再度进入印度，因此该公司团队对于印度的投资环境并不陌生。

（一）

前进及撤离印度

鸿海早在2005年5月就利用买下惠普（HP）印度厂的方式进入印度市场，并于隔（2006）年3月宣布投资1.1亿美元在印度清奈市（Chennai）建设科技园区。当时鸿海是为了跟随芬兰电信设备巨擘诺基亚（Nokia）的脚步而到印度建厂，并透过其旗下的子公司富智康国际（FIH Mobile Limited）（简称富智康）在清奈的 Sriperumbudur 高科技经济特区设置2座厂房，在诺基亚电信经济特区（Nokia Telecom SEZ）也设有1个厂区，为诺基亚生产手机与零组件。富智康印度厂房在2011年业绩达到最高峰时，员工总数近6千人。

但是诺基亚于2014年10月出售旗下手机业务予微软（Microsoft）后，富智康的清奈厂订单锐减，因此于同年12月宣布停工、停产。富智康欲随诺基亚退出印度市场，惟其与关厂工人的谈判过程却不甚愉快。尽管富智康尽力按印度官方要求，比照诺基亚关厂时给予劳工之待遇，但坚持不妥协接受工人提出之职训条件，故工人发起一连串抗争，当地警方甚至派出巴士将抗议员工强行撤离。

富智康印度工会领导人 Muthu Kumar 表示，除了诺基亚外，富智康清奈厂的客户还有 Sony 以及诺基亚与西门子合资的网络设备事业，富智康不能仅因失去诺基亚订单而停业。在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后，富智康对工人提出优渥的遣散条件，每位工人平均领到45万印度卢比，远高于先前提议的28万卢比。富智康终于在2015年2月10日正式关厂结束营运，富智康虽曾考虑将iPhone产线搬到印度，但因当时印度经商环境不佳而改设在巴西，此系为鸿海第一次进军印度的经验。

（二）

重返印度

近年来鸿海积极向海外拓展，但是在巴西及印尼的投资都以失败告终，鸿海将关爱的眼神再度投向印度。其实印度并非鸿海首选之地，而是因该公司投资越南2亿美元的计划遭当地政府撤销后才决定转向前进印度。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之所以愿意重返印度，乃因印度政府改朝换代，受到莫迪的亲商政策所吸引。郭台铭表示系受到莫迪提倡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数位印度（Digital India）、技能印度（Skill India）、洁净印度（Clean India）等新政策鼓舞；他在与莫迪会晤时亦建议推动高科技印度（High-Tech India）和印度出口（Export India）。

据印度《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报导指出，富智康计划在印度分设2座智能型手机组装厂，1座位于古吉拉特邦、另1座则位于诺伊达（Noida），未来将在印度组装苹果 iPhone 手机。另外，富智康还将于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 Sri City 设立小规模的试产（trial production）厂房，主要用来进行新产品研发。富智康已经获得印度政府批准，将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投资兴建 iPhone 生产线，据悉富智康将在印度投资35亿美元，兴建2座手机制造厂以及1个研发中心。

郭台铭赴印度洽商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喊出将在2020年前在印度设立10至12座工厂，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除设立工厂之外，鸿海在印度还有更远大的计划，包括将在孟买（Mumbai）、班加罗尔（Bengaluru）、海德拉巴（Hyderabad）等一线大城市建设数据中心及科技研发育成中心等，同时寻求投资印度的互联网新创企业、中小企业以及手机制造商，并已与印度企业 Micromax、Snapdeal、Greendust 进行合作以及与阿达尼集团（Adani Enterprises Ltd.）洽谈合作事宜。他对印度媒体表示：我们每次来都更有信心，认为我们应该来、必须来，且越快越好。

鸿海此次不只是像前次在印度为手机厂商代工，而是怀抱更宏大的计划。除了从事电子产品代工外，富智康在印度还涉入多个不同的领域。郭台铭表示将把工业4.0带进印度，不会只从事简单组装，而是把整个供应链带到印度，将在印度进行为期10年的高科技策略性投资。富智康不只跟上印度制造与销售需求，更整合数位与洁净能源两大趋势，直接落实印度网购与电商、新一代营销等，从工厂生产的能源、客户制造与服务、营销垂直整合，打造一条龙供应链。富智康董事长童文欣曾表示未来将调整策略转型，做到beyond factory, beyond hardware…做工厂以外的事务，不能长期依靠硬件代工业务，除了生产手机外，还要跨足电子商务等业务。

二、印度对鸿海态度及鸿海投资现况

（一）

印度对鸿海投资的态度

在民间企业方面，印度电子商务巨擘 Snapdeal、手机制造商 Micromax、网络 3C 家电通路商 GreenDust、阿达尼集团及巴提企业（Bharti Enterprises Limited）等多家知名企业，纷纷希望能与鸿海进行合作。此外，鸿海赴印度投资的新闻更多次登上印度《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等各大媒体版面，更有媒体指出，此项投资将形成鸿海、印度及苹果三方皆赢的局面。

2016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后，印度最大报《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社论，呼吁印度政府应该趁此机会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在莫迪提倡制造业新政策之际，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优势，正好符合印度当前推动中低阶制造能力升级之需求。由该篇社论可见，印度社会普遍对台湾地区存有好感，并亟需台湾的制造业加入，以弥补其薄弱的制造产业，实现总理的印度制造政策。

印度官方对鸿海投资的反应，从莫迪亲自接见郭台铭之举，清楚可知。当以制造见长的鸿海宣布重返印度后，立即受到印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高度的重视。郭台铭于2015年8月4日访问印度时，莫迪即在官邸亲自接见到访的郭台铭，他是少数获邀至总理家餐叙的企业家，且双方畅谈长达3小时之久，可见莫迪对郭台铭重视之程度。另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协调运作，提出许多优越的条件，以吸引鸿海前往投资设厂，并允诺协助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政府承诺提供富智康1,500英亩土地，并提出投资优惠方案。

（二）

鸿海于印度投资的情形

郭台铭于2015年8月亲自率团与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时，宣布未来5年拟在当地投资50亿美元，整合软件设计与硬件制造，设立制造、研发与其他策略性项目。鸿海不仅欲将印度当成其全球的制造中心外，并将进一步跨足该国其他产业。鸿海计划到2020年，在印度设立10到12个制造设施，并规划与印度伙伴合作投入在线服务、行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与再生能源等领域。鸿海对于印度市场可谓雄心壮志，寄望甚深。

鸿海在印度的投资非常积极，已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新孟买（Navi Mumbai）的 Turbhe 区租下2块土地，租期5年、面积20万平方英尺，设立的手机制造工厂。该邦的产业厅长透露，富智康将在该工厂生产富可视（InFocus）手机，之后亦将有生产笔记型计算机的计划。另外，富智康还在安得拉邦的 Sri City、泰米尔纳都邦（Tamil Nadu）的 Sriperumbudur，建立营运据点。

虽然郭台铭对于印度抱着极大的企图心及期望，印度近几年投资的环境也有所改善，但是许多原本就存在的问题仍旧未获解决。显然郭台铭还记得前次投资印度的教训，因为当初诺基亚曾遭印度指控欠税，税务官员甚至突袭该公司厂房与办公室。诺基亚为寻求解套，除致信印度总理盼和平解决外，并依照2003年芬兰与印度签署的投资协定诉诸国际仲裁。故他不讳言在印度制造还有许多障碍必须克服，并向印度政府喊话，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解决设厂所需的电力、供水、物流、人力、税率法规等问题。

在过去时间里，富智康在印度的进展亦遇到阻碍。由于苹果 iPhone 在印度销售传受阻，让富智康在印度的投资脚步放缓。富智康当地代表表示，原先计划于2016年3月至4月在孟买的厂房开始生产手机，但相关投资计划因协商与内部问题而延后。另外，富智康目前仅投资2亿美元在电商 Snapdeal，参与 QikPod 约9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投资家庭自动化新创企业 eGlu，以及投资行动网络公司 MoMagic 等4家新创企业，此与郭台铭原先规划投资印度新创企业的目标，相去甚远。

惟为排除投资障碍，吸引外资赴印度投资，印度政府于2016年6月20日宣布通过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规定》（Foreign Ownership Rules）改革法案，大幅放宽外资的投资条件，以期鼓励外资投入，俾创造国内更多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市场。市场观察家认为，该修改新规则将有利于苹果、富智康、瑞典宜家家居公司（IKEA）等外商公司拓展在印度的业务。在此情形下，未来富智康在印度的投资，或许会比较顺利。根据《印度时报》报导，富士康于2015年8月与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MOU），预计将投入50亿美元的资金在当地兴建生产据点，然迄今该投资计划一直处于停摆状态，现在终于有了新进展，富智康表示预计今年开始运作。

三、印度投资环境的变量

印度最大的优势系人口众多，且年龄结构年轻，拥有人口红利（population dividend or bonus），故市场非常广大，这也是众多外资愿意前来印度冒险的原因。为何称之为冒险？因为除了这项优势之外，印度的投资环境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而且迄今仍未获得解决，故影响外国企业赴印度投资的意愿。富智康虽然有莫迪的支持，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短时间即能获得解决的，此亦是所有外资都可能会面临的投资变量，势必将影响外资的投资成效；相对地，富智康的投资成败，将间接影响台湾地区对印经贸政策的推广成效。故以下概略讨论印度市场存在的问题：

第一为政府内部问题：包括行政效率低落及官员贪腐，此系所有问题的根源。印度政府的官僚主义致使行政效率低落，各项投资申请手续繁琐，耗费时日，阻碍外资投资意愿。而官僚主义的繁琐程序为官员寻租打开方便之门，更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无数贪污与获取利益的机会，导致印度政府贪污腐败情形极为严重。而贪污在印度已是公开的秘密，每笔进出口的货物都必须要行贿。

根据德国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于2014年针对印度建设公司员工做的调查显示，长久以来投资人诟病印度的贪污、诈欺等现象尚未解决，而贪腐泛滥甚至影响基础设施工程的进程。大多数受访者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案的偷工减料情形相当普遍；6成的受访者直言，申请建案若未事先贿赂当地官员，将遭遇种种的法规限制，使基础建设的工程无法如期完工。印度基础设施建案经常卡关，其实正反映印度的制度出现根本问题。

第二为法令问题：印度政府的政治权术时常造成政策反覆、朝令夕改，政策急转弯、发夹弯的现象司空见惯，让外资无所适从。例如，就在经济成长率创9年新低的同时，印度前政府团结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为了进行经济改革，曾于2011年力排众议，宣布开放外国企业投资多品牌零售业，结果在执政联盟内及其他盟友的既得利益者抵抗改革开放的压力下，又收回成命。让原本期望印度政府开放市场的外资失望，美国零售业龙头沃尔玛超市（Wal-Mart Stores）因此放弃巨大的印度市场，宣布公司将无限期延后在印度各地开办数百家超市的计划。

另外，印度各邦政府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有各自的法律规范，相当复杂。印度全国税制、法律规范不一，导致建案延宕，投资人在印度经常遇到阻碍。印度的税制具有法律追溯力，由此衍生出种种问题，多间跨国公司都卷入以十亿元计算的税务及资本收益争议。外国企业曾表示，研究印度政策时，部分官员往往突然宣布条例有变，令他们措手不及。

第三为劳工问题：尽管印度劳动力充足，惟因劳工阶层教育程度低，素质相对低落，生产效率亦低，始印度廉价劳动力优势大打折扣。此外，印度政府为保护劳工，制定了严格僵硬的劳动法规：与其他国家相比，该国的劳动法系属全球各国相关法规中相当严谨且复杂的劳动法之一，此亦限制了印度制造业的发展。例如，印度是唯一解雇员工需要获得政府批准的国家，企业停业或关闭也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印度工会的力量非常大，常影响企业的营运，例如为了抗议莫迪的经济改革计划所订的劳动法修正案，工人于2015年9月2日发起全国大规模罢工，超过1成人口、约1亿5千万人参加罢工，创史上最大的罢工规模。

另外，劳资纠纷亦层出不穷，例如日本丰田汽车于印度子公司劳工为争取加薪，由工会领袖带头教唆员工罢工，导致劳资冲突白热化，曾于2014年3月17日宣布，暂时关闭印度南部班加罗尔的2座汽车装配厂。印度亦曾发生外资企业的主管遭到工人杀害，例如日本铃木汽车印度子公司马鲁蒂铃木（Maruti Suzuki）于2012年7月18日因劳工纠纷发生骚乱，致印度籍厂长被烧死、包括2名日本籍员工在内约90人受伤，工厂亦宣布紧急停工。

第四为基础设施问题：印度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港口容量不足阻塞、铁路运载量不足、道路状况不佳，而且印度缺乏石油及天然气等天然能源，加以电力系统老旧，致使多数邦的电力供应短缺，对于制造业而言系一大致命伤。印度北部与东部地区曾于2012年7月底发生长达2天的大停电，超过六亿人口无电可用，更导致企业界损失惨重。2014年底即有经济学家预估，欲改善印度全国的基础设施，至少需要1兆美元，这是一笔庞大的金额。

第五为社会不稳：印度社会结构、财富分配、种姓制度、贫富分化等问题，曾经引发多起重大暴动事件，致使社会动乱不安。例如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该邦于2002年曾爆发种族暴动，导致1千多名回教徒遭到印度教徒杀害。另外，2016年2月印度北部哈雅纳邦亦爆发大规模的种姓争议动乱，造成交通瘫痪、供水系统遭破坏等，愤怒的群众甚至四处纵火，造成多人伤亡。此类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安定，亦扰乱经济运作，故使外资产生顾虑，不愿意冒险前来投资。

四、鸿海重返印度的意涵

（一）

经济的意涵

由于印度存在上述诸多问题，相较于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而言，并非一个理想的投资国家。然而富智康仍愿意重返印度投资并设厂，其主要原因系印度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之一，亦是各厂商最为重视的新兴市场；其次是印度政府为加快本国手机产业的发展，颁布新法令，明订手机厂商必须销售印度境内生产的产品才能开设实体零售店，并针对在印度设置生产线的手机厂商提供补贴；第三是中国大陆的制造成本直逼美国，压缩厂商利润；第四是印度具有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的软件业，包括 IBM、Google 等国际大厂都在印度设置研发基地，这亦以硬件制造为主的鸿海于转型时所须补足的部分。若鸿海可以结合印度的软件优势，搭配该集团领先全球的硬件制造技术，将是一个最完美的组合。

为吸引台商前往印度投资，印度－台北协会（ITA）2015年10月6日的台北国际电子展期间，同步举办来印度制造圆桌论坛、印度政府电子产业投资商机说明会及印度电子零组件投资说明会等一系列研讨会。此外，在同时间举行的第20届世界电子论坛（WEF）及第11届亚洲电子论坛（AEF）中，印度电子产业协会理事长 Vikram Desai 表示，鉴于中国大陆工资不断上升，投资风险也相对增加，故台湾地区厂商应该考虑转赴印度投资。

台湾地区虽然有中钢、中鼎、大陆工程等企业投资印度市场，但是相较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大企业对于印度的巨额投资言，台湾地区企业在印度的投资规模并不大，而且许多台湾地区厂商视印度市场为畏途，不敢前往印度投资。然而鸿海此次重返印度，系台湾企业对于印度最大的投资案。鸿海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印度政府与民间企业都纷纷向台湾厂商招手，让台湾地区厂商对印度市场的兴趣持续增温。鸿海的重返之举是否能担任领头羊，影响其他台商亦响应前进印度，为台湾企业开拓另一个新市场，仍有待观察。

（二）

政治的意涵

对于鸿海而言，投资印度系纯粹商业利益考量，毫无政治考量，甚至不希望与官员接触。例如2009台官员前往印度，当时希望透过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TECC）安排参访富士康时，却吃了闭门羹。故该公司重返印度时，其考察团队经由印度阿达尼集团内高层干部安排与印度官方接触。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第二度来到印度时，亦是透过该集团安排会见莫迪。

如前所述，台湾地区的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对于印度而言几乎微不足道，因此台湾地区在印度各界的能见度并不高。此次富智康前往印度投资，对印度而言系属大规模的投资案件，引起印度各界的关注，印度媒体甚至以头版报导，相对提高了台湾地区在印度的能见度。

事实上，莫迪对台湾地区并不陌生，他在2000年担任印人党秘书长时，曾去过台湾10天，拜会时任台北市长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后来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邦长期间，台湾经济建设委员会前主任委员刘忆如于2011年前往印度，亦曾拜会莫迪，他当时即表示，已在该邦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预留台湾工业园区（Taiwan Industrial Park）土地，盼台商前往投资。他认为台湾系硬件制造专家，印度则见长于软件，双方合作将可创造双赢局面。

尽管莫迪对中国台湾地区不陌生，但仅着眼于经济领域。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印度与台湾地区发展关系时，官方交流始终不甚热切且迟疑。此次富智康重返印度投资的经济效果，会外溢至政治领域程度多少？对于台湾地区与印度的关系会有多少助益？从过去中国台湾与印度交往的诸多经验观之，鸿海在印度的投资虽可提升台湾地区在印度的能见度，以及双方经济关系，但对提升其他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助益。

五、结语

鸿海再度重返印度，显示印度市场对台湾地区经济的重要性。鸿海虽非台湾地区首个前往印度发展的大企业，因为包括大陆工程、中鼎工程、联发科、华航（客运）、长荣（货运）、中国信托、乐荣工业等均早在鸿海之前就已进军印度投资，但是鸿海带来印度最需要的制造业，因此颇为印度政府所企盼。鸿海赴印度投资的消息多次登上印度媒体版面，而且莫迪亦亲自接见郭台铭，大大提升台湾企业在印度的能见度。

鸿海早在台当局提出新经贸政策之前就重返印度，所以二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也即鸿海并非配合当局的经贸政策前往印度，而是一种自发性的商业行为，而且鸿海在印度的所有活动均由该企业内部自行协调运作。但是鸿海前进印度，可为新经贸政策铺路，作为台湾地区的企业前往印度投资的指标。若鸿海在印度投资成功，将鼓励更多台企跟进，进而强化经贸政策纳入印度的正确性；反之，若鸿海在印度投资失败，将对该政策鼓励台商前进印度造成影响。

印度市场虽有其先天优越的条件，享有人口红利，但是却有许多后天严重的缺陷。鸿海之前就曾在印度投资，并遭遇类似问题，故已经了解印度存在的问题。此次鸿海愿意重返印度，主要是受到莫迪的感召及支持。莫迪总理上台迄今，虽然致力改变印度存在的政府腐败、官僚主义、行政效率低落、基础设施落后、劳资纠纷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积弊已久，并非仅依赖莫迪个人的强势方能解决。

根据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惠誉（ Fitch ）旗下的国际调研组织（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BMI ）最新研究显示，印度 2016 、 2017 的经济成长率原本均可望达到 7.2% ，前景看似一片光明及乐观。但是印度政府突然于 2016 年 11 月宣布，为了打击地下经济，翌日起废止 500 与 1000 卢比纸钞。此项无预警的政策，严重影响全国的经济活动。因此惠誉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发表预测报告，下调印度 2016 、 2017 与 2018 等 3 财政年度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成长率。而且印度卢比于莫迪就任时，汇率为 58 卢比兑换 1 美元，然今（ 2017 ）年 3 月 19 日却已滑落至 65 卢比兑换 1 美元，让当年将资金大笔汇入印度的外资损失惨重。

BMI 也指出，印度依然面临许多挑战，萎靡的私人投资及许多外部不利因素是其经济成长的主要阻碍。故未来鸿海是否能够在印度投资成功，仍有待观察。

作者简介：

过子庸，国立政治大学外交所博士。

李文怡，国立政治大学亚太研究博士学程博士生。

本文转载自《台湾世贸组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