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的名字在党史教材里常常只提一句，可翻看那些发黄的档案，这位新四军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却有不少让人心里发沉的细节，他早年是红军的骨干，在南方打游击时带着几百人熬过三年，没饭吃没衣穿，敌人围得紧，他硬是把火种保住了，可命运的拐弯往往藏在小事里，一九三七年那个闷热的秋夜，他提笔写了那封《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那时他大概没想到，这封信会把他一步步推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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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无线电里传来项英的声音，毛泽东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完全放弃游击战术，这比何鸣那回还危险，他扯开衣领对张闻天说，三个月前福建漳浦的红军刚因为信了国军被全歼，现在电报室里的红码一个接一个，周恩来、博古他们被一遍遍催着去找项英，直到顾玉良翻过几座山，找到藏在深山里的项英，中央的指示才赶在改编前送到，让他分头走，别把所有家当押在一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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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救急让大家松了口气，可谁也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悄悄冒头，1939年冬天，蒋介石的皓电像块石头砸到皖南，电报里催新四军北撤的字句让项英捏得发皱，他盯着窗外的青弋江，低声说，这地方迟早成敌后战场，毛泽东的电报在雪夜里一封接一封，语气越来越重，到了十二月，一封电报直接问，你们自己到底想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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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一九四一年一月才北移，结果一上路就打起来了，项英带着剩下的人往乱石堆里钻，背后突然响起叛徒的枪声，这个以前在赣南山里带着队伍打游击的人，最后死在了自己最熟的林子里，他牺牲前写的那封电报草稿上，还批着一句关于战略的字：“江北地势不利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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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站在泛黄的电文复印件前，轻轻摇头，说要是早走一个月，路再稳一点，或许就不一样了，可历史从不讲如果，那些收在博物馆里的电报原件，字迹还带着当年延安电报员赶着发报时的急促，霉斑也爬满了皖南山里湿漉漉的纸面，就这么贴着，成了最实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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