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西域都护府管辖三十六国到五十五国的演变——基于敦煌汉简文献的考察|三十六国|乌孙|五十五国|匈奴|大月氏|敦煌市|汉简|西汉西域|车师|都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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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汉书》等史籍对西汉西域都护府管辖范围变化记载模糊，而悬泉汉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西域”作为官方专属地名被广泛使用，始于郑吉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最初仅辖塔里木盆地三十六国，后匈奴款附，其势力扩张，将东天山十余国、葱岭以西大宛等国亦纳入版图，三十六国增至五十五国。此外，西域都护府对乌孙等国影响力也逐步增强。这表明西域属国数量增多，不只是辖地内部的析分，更是管辖地域扩展、统治力度加强的体现。

关键词：西汉；西域；三十六国；五十五国；地域扩展

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初，将西域称为西国、西北国、宛西诸国、西北外国等，尚未形成正式固定的名称。关于西汉时期西域地名以及区域范围问题，杨建新、林梅村、刘进宝等诸多学者皆曾著文探讨，形成了对西域的一些基本认识。即狭义西域指阳关、玉门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广义西域则涵盖中亚及更远地区，更有论者指出广狭义“西域”概念出现于汉武帝之后。前人诸说为西域概念形成及区域范围界定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唯惜这些研究成果由于刊发较早，故未能充分利用悬泉汉简等简牍资料，且狭义西域概念形成的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西域都护府辖域范围界定、变化等问题仍有继续推进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传世史籍和悬泉汉简相关记载，对相关问题再做进一步梳理。

一西域都护府设置与西域三十六国

"西域"指代新疆乃至更远地区的概念，始见于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作谕告巴蜀橄，其文曰：“康居西域，重译纳贡。”此事系于元光五年（前130）。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嘉奖霍去病诏书中提到“攻匈奴西域王浑邪”。孙闻博考证《史记》所载早期“西域”概念多与匈奴有关，主要对应河西地区。此论有理。“匈奴西域”多见于武帝时期奏诏中，彼时“西域”相对官方的地域指向是匈奴西部，主要指河西地区。《盐铁论·西域》称：“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此处“西域”显然已与后世汉朝西域概念趋同。《盐铁论》作者桓宽为宣帝时人，桓宽著文虽以昭帝时盐铁会议“议文”为根据，然其中亦掺杂其个人的整理和创作。故也不排除是桓宽将宣帝时的西域概念运用到其著作中，因此广狭义西域概念是否在汉昭帝已明确使用难以确定。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常惠应从乌孙东部东击匈奴，匈奴自车师一带袭击乌孙，也应是击其东部。则此处“乌孙”与“西域”应是并列地名， “西域”大概指狭义西域，但这一记载也不排除是班固套用后世西域概念追记前事悬泉汉简Ⅴ92DXT1812③：22AB记载：“其五诣酒泉，一封诣渊泉。入东书八封，敦煌大守章。一封诣广至，一封诣盗贼史昌在所，一封诣宜禾都尉府，一封诣领西域，一封诣冥安，一封诣逐亡军将”“本始四年二月癸平旦时，平望厩、遮要厩御逢以来县泉厩御充立行。”这里的“领西域·······”应指某位领护西域某项事务的官吏。以此推知，至迟到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狭义“西域”概念已经出现，并与西域职官相关联。又，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进奏时提到“臣恐匈奴·······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前者是说匈奴若夺取张掖、酒泉会断绝西方通道，该“西域”应指狭义西域(或还包括敦煌)；后者“西域”在镇压西羌语境下提出，故应指西羌盘踞的青海乃至以西地区。可见此时狭义西域概念虽已使用，然其指代区域并不固定，尚未发展为专属地名。

《汉书·郑吉传》记载宣帝元康二年（前64）郑吉“迁卫司马，使护善以西南道”。居延汉简118.17记载：“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凤]重都。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橄书，遣尉将施刑士五十人送将车。”有论者将此简中的“使都护”视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载“宣帝地节二年”建“都护”之号的佐证，此说具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史籍与汉简记载元康二年、四年郑吉官职皆未提及"西域"二字来看，即便“都护”之号果真始建于地节二年（前68），此时期的“西域”之名也仍不常用。

《汉书·郑吉传》记载神爵二年(前60)：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乃下诏日：“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而成于郑吉。

据此得知，西域都护的全称是“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于西域中央设立幕府，表明此时西汉政府已给西域划定了一个大概清晰的轮廓，否则就无法确定中央位置。换言之，西域概念初步拥有稳定的地域范围。事实上，不但西汉号令班行西域成于郑吉，而且西域成为常用地名也是从郑吉任职西域都护开始。这一点在悬泉汉简中有着充分体现。如Ⅱ90DXT0213③：135记载：“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谓敦煌：驾，当舍传舍，如律令。三月甲寅过东。”Ⅱ0214③：197提到：“五凤三年二月辛亥，使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Ⅱ90DXT0115③：188记载：“·都护西域骑都尉书佐田弘甘露二年”ⅤT1512③：11提到：“初元五年十一月诏侍御史曰都护西域校尉司马令史窦延年。”Ⅱ90DXT0115③：37提到：“诏书一封，丞相之印章，诣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建始元年四月。”Ⅰ90DXT0112①：58记载：“元始二年二月癸未，西域都护守史猥司马令史赵严，罢诣北军，为驾一封招传，有请诏。”Ⅱ90DXT0114③：401记载：“入东绿纬书二封。西域都护上公车司马。元始五年四月乙已日中，县泉啬夫凤，受遮要御牛康即时遣望行。”ⅤT1311④：47提到：“西域骑都尉上书一封。”ⅤT1311③：332B提到：“使都护西域校尉。”可见西域都护府设置后，“西域”—词频繁见载于悬泉汉简中，且往往以“使都护西域骑都尉”“使都护西域校尉”“西域都护”等职官名称出现。由此推知，“西域”作为官方专属地名被广泛使用同样始于郑吉出任西域都护，此事还标志着西汉开始全面管辖西域地区。

西域都护府最早的管辖范围，即是西汉最初划定的西域地理范围。《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杨雄上书提到：“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这表明西域都护府管辖范围是城郭三十六国，而主要防范对象为匈奴及其掌控下的车师，其次是康居、乌孙，则车师、康居、乌孙等国皆不在三十六国之列。Ⅳ92DXT0916③：6提到："州六国，长复安宁。"亦可为西域都护府管辖城郭三十六国的实证。又，《汉书·西域传上》记载：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院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此处再次明确西域都护府最初管辖的范围就是三十六国，其区域范围在匈奴之西，乌孙以南，阳关、玉门关以西到葱岭，南北有大山，即塔里木盆地中南北两道的城郭诸国。《汉书·西域传上》记载：

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日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西汉的西域都护继匈奴憧仆都尉后管辖西域，其设立之初的管辖范围是南道、北道的三十六国，而乌孙、康居诸国属于其督察范围。《资治通鉴》将三十六国与乌孙、康居综合一起记载：“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表明西域都护管辖三十六国之说深入人心，然《资治通鉴》认为三十六国包括康居、乌孙在内，当误。

乌孙与西汉交往初期，双方是结盟关系。但到汉宣帝时乌孙在汉匈间摇摆。神爵二年，即西域都护府设置的同一年，乌孙与西汉结亲失败，汉外孙元贵靡不得立，西汉这次失利证明当时其对乌孙影响力有限。萧望之对此发表意见，称“乌孙持两端······前少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说明乌孙首鼠两端，不仅尚未真心附汉，甚至还对西汉西域造成威胁。另外，当时乌孙的事务主要由常惠护持，不归西域都护郑吉处理，凡此种种皆反映出彼时乌孙与西汉关系恶化，乌孙既然不听从新设的西域都护郑吉号令，自然就不在其所统辖的三十六国之列。

至于康居国，《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康居“东羁事匈奴”，汉宣帝时匈支单于“杀汉使者，西阻康居。”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支单于。至汉成帝时“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糜而未绝"。西域都护府极盛时“最凡国五十。······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厨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可见西汉政府虽曾康居，然其不属西域都护府管辖范围。因此，西域三十六国并不包括乌孙、康居。又，《汉书·陈汤传》记载建昭三年陈汤曾言：“西域本属匈奴，今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服虔注曰：“山离乌弋不在三十六国中，去中国二万里。”此处的城郭诸国应即指西域都护府管辖的三十六国，并且由此再度印证了乌孙、康居以及大宛、伊列、安息、月氏、山离乌弋皆不在西域城郭三十六国之列。故匈奴一旦控制这些势力则会对西汉西域城郭诸国构成威胁。

综之，汉武帝时“西域”多指匈奴西部的河西地区。至迟到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西域”之名因设置西域职官而被使用，然彼时西域指代地区仍显笼统，尚未发展为专属地名，但狭义西域概念已现形。直至宣帝神爵二年设置西域都护府，西汉才将服从号令的南、北两道城郭三十六国，划定为西域地区。此后，“西域”开始拥有稳定的地域范围，并成为官方专属地名被广泛使用。

二车师诸国的归附与西域都护府辖域的拓展

西汉西域都护府建立时所辖三十六国的具体名目，历来存在争议。悦《汉纪》最早列出三十六国名目，其中包括车师以及其旁的乌贪、郁立师国、单桓、蒲类、西沮（且）弥、劫、狐胡等诸国。清人徐松对荀氏之误进行了纠正，其所列三十六国名目亦包括姑师、劫、狐胡等国。张维华认为车师在三十六国之列，然其分裂之事在日逐王降汉后，其分裂后的东天北十三国不在三十六国之数。周振鹤则在辨析前人观点基础上提出不同见解，其所列三十六国包括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卑陆后国、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等八国。总的来看，尽管自古至今学者们对三十六国具体名目没有形成统一共识，但基本都将东天山南北的车师诸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一观点有所偏误，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之初，车师很可能尚在匈奴治下，故不应在西域三十六国之列。

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汉匈在车师展开长期拉锯。到宣帝元康二年，西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结果西汉得到车师的人口，匈奴得到车师土地及剩余人口。《汉书·西域传上》记载：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珍，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神爵二年西域都护府设置之际，西汉能够控制焉以西的地方，但是否重新夺取车师故地史无明载，从戊己校尉设置时间较晚来看此时车师地区仍不为汉有。至于西汉所立车师王军宿，或属三十六国之列，然其国侨居渠犁，故地归于匈奴。匈奴衰弱后虽“不得近西域”，却仍掌控着车师故地，这说明车师之地不属三十六国组成的西域范畴。并且同一时期，车师国在汉匈相争背景下而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又，悬泉汉简Ⅳ92DXT0916③：6记载：“明常为奴虏，不敢负天，六国，长复安宁，车师六国，归命至诚，于······”此简中三十六国与车师六国并列而称，可以说是车师六国不属三十六国最为直接的证明。《后汉纪·孝殇皇帝纪》记载：“北通车师前、后王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如此，车师前部、车师后部、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孟凡人认为西汉“山北六国”不包括车师前部、后部，是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而东汉时期“车师六国”应以族属为划分标准。又据薛宗正进一步考察，“车师六国”不同于“山北六国”，而是指以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国联盟，其形成起源于王莽秉政及新朝时期。新莽、东汉时期，包括车师前部、后部在内的车师六国既不属三十六国，则上溯至汉宣帝时，车师诸国自然也不属西域都护府所辖三十六国范围。《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乃以制匈奴也。”可见西汉设置西域都护管辖三十六国主要是为了对付匈奴、车师，由此亦可说明车师不属三十六国之列。那么车师诸国是何时被并入西汉西域都护府治下的呢？

西域都护府设置后数年，匈奴因内部争权而陷入分裂，甘露四年（前50），呼韩邪、郅支俱遣使入朝，汉匈关系改善，因此双方在车师未见再有冲突。黄龙元年（前49），支单于率部向西攻略右地，欲与乌孙小昆弥乌就屠联合，乌就屠杀其使举兵对抗，于是：

郅支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郅支单于留都坚昆，距车师路途遥远，似已无法对车师地区实施有效统治。有可能即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占据车师故地，设置戊己校尉。《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戊己校尉设置时间是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余谓车师之地不在三十六国之中，······宣帝元康二年，以车师地与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复屯田故地。”胡三省亦认为车师之地不在三十六国之列，并指出初元元年西汉屯田车师故地是匈奴款附的结果。此前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弱，得到汉朝大力扶植，而其付出的代价之一或即将车师故地转交西汉。还有可能是当时呼韩邪、支实力不足，都难以再对车师之地进行有效控制，于是西汉乘机进入车师故地。以当时匈奴形势看，这种可能性甚至更大。《汉书·匈奴传下》记载王莽执政时“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谋降匈奴，都护但钦诛斩之”。可见西域都护府设置之初，主要任务还是对付车师，但当车师归汉后，就纳入西域都护府管辖，这一点从西域都护有权诛杀车师后王可以得知。

《汉书·西域传上》虽载“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然传文所记车师所在的东天山地区诸国包括：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乌贪离国、卑陆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蒲类国、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国等十五国。《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可见西域都护府设置前，车师周边还有小蒲类、小金附等国，小金附既能跟随汉军行动应已附汉，则很可能在三十六国之列。又，《汉书·西域传上》记载：“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离地以处之。”则元帝之前，有东蒲类国隶于匈奴，而无乌贪离国。这表明《汉书·西域传》所载车师等诸国情况可能依据西汉末年局势，而并不等于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时的情形。

如此，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东天山南北存在小国数量其实难以确定。其中“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虽明确有八国数目，然其具体所指，除去车师前、后国比较明确外，山北六国具体指向难以确定。而仅蒲类诸国就包括蒲类国、蒲类后国、小蒲类、东蒲类国等四国，显然“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之后还发生进一步分裂，以致这一地区出现十余小国。至汉元帝初元元年，随着西汉于车师故地设置戊己校尉，车师诸国或即全部纳入西域都护府管辖之下。如此，西域都护府辖地就扩展到四十余国。抑或是至“车师六国”出现的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车师诸国才全部“归命至诚”。通过以上对车师诸国归入“西域”历程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西汉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并非始终与城郭三十六国相绑定，而是经历了一个辖域扩展的发展演变过程。

三西域五十五国的出现与西域都护府统治的加强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颜师古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谢承《后汉书·传》记载：“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据此，到汉哀帝、平帝时期（前75），西域三十六国已变为五十五国。史家将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三十六国的“自相分割”，这种现象也的确存在。但通过对车师诸国归入西域都护府治下的过程考察得知，三十六国向五十五国的演变，也是西域都护府辖域扩展的历程。

西域乌孙以东，匈奴以南的东天山南北地区，在西汉中晚期先后存在过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乌贪訾离国、卑陆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蒲类国、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国、东蒲类国、小蒲类国、小金附国等十八国。其中姑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后国及山北六国以及车师后国分出乌贪訾离国皆属内部析分。又以国名看，蒲类诸国当由蒲类国分化，卑陆、且弥应也有析分。因此，这一地区是"自相分割"发生的主要区域，甚至如果这些小国在西汉哀、平时期全部存在，则加上旧有的三十六国，已达五十四国之数，基本与五十五国形势吻合。但由于不能确定这些小国在哀、平时期是否都存在，又是否尽皆归汉，故而对三十六国向五十五国的演变过程还须作进一步考察。

随着日逐王归汉、匈奴分裂，汉匈关系改善，匈奴在西域影响力减弱，进而促使匈奴右部附属部族、政权进一步归附西汉，也令西域都护府辖域进一步扩大。《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左伊秩王称：“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可见此时乌孙变为西汉附庸，而匈奴右贤王、右大将的入侍，表明匈奴右部归汉诚意更足，其中或许就包含匈奴让渡右部利益给西汉。此时期的匈奴右部诸部落间为争夺地盘互相残杀，支单于联合乌孙小昆弥失败，反为其所攻。辗转迁徙至康居，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兵至康居杀支单于，匈奴对西域的威胁解除。Ⅰ91DXT0409④A：1记载：“康城之歌勒金石，不刊之勋教诣口。”此简“康城”或指康居，意在歌颂陈汤进兵康居，击杀支单于的军功。西汉攻灭支后，呼韩邪单于竟宁元年（33）“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似暗指敦煌以西地方不再属于匈奴管辖，也即原属匈奴右部控制的东天山南北渐归于西域都护府管辖。

蒲类诸国原为匈奴属国，日逐王降汉后，也陆续归于西域都护管辖。《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地节二年，“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可证小蒲类为匈奴附庸，故车师击之以取信西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赢，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这段记载交待了蒲类从西域大国到得罪匈奴后，被拆分迁徙的历程。Ⅱ90DXT0115④：39记载：“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千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凡十三人，人一食四升，东。”《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将此简内容系于宣帝甘露元年（前53）。“匈奴归义类王”应指匈奴蒲类王，“归义”表示其已归汉。则至迟到甘露元年蒲类国归顺西汉，且其使团由安远侯、西域都护郑吉遣人护送。另，汉元帝设置戊己校尉后，"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离地以处之”。东蒲类王率众降汉，被安置于乌贪离地，此即乌贪离国。可见蒲类诸国分批次分时段陆续向西汉西域都护归顺。蒲类国、东蒲类国归顺后的土地安置与使者护送工作皆由西域都护负责，可证二国先后归于西域都护府统辖，或即列入五十五国之列。至于蒲类后国、小蒲类是否也在宣、元时归汉，抑或是始终居于匈奴治下，难以得知。

除蒲类诸国外，且弥也与西汉进行交往。Ⅱ90DXT0113④：134记载：“出米六升。闰月乙未，以食守卒史孙晏所且弥王使者一人，再食东。”同批相邻简号Ⅱ90DXT0113④：135有明确纪年为五凤四年200。据此推测且弥王使者经过悬泉置或在五凤四年（前54）前后，此时期匈奴陷于内乱，而西域都护府正向车师方向拓展影响，且弥国应在此背景下归汉。又，Ⅴ92DXT1813②：12记载：“呼律归王、副郝宿湖王/使永。”呼律归王、郝宿湖王应为降汉的匈奴名王，并且很可能就是活动在东天山一带的匈奴右部治下的部族或小国，故而经敦煌郡向东入朝。二国位置不详，然亦有可能与且弥一同进入五十五国之列，成为西汉西域都护府拓展的“新土”。

再者，悬泉汉简中还记载有一些国家或部族与汉朝进行交往。如Ⅱ90DXT0114④：46记载：“出东书蒲封一，敦煌大守章。诣乌西使者建平五年三月。”建平五年（前2），实为汉哀帝元寿元年。“乌西”并不见载于《汉书·西域传》，乌西使者在哀帝时朝汉，或即为新附西域小国，是否在五十五国之列，难以判断。Ⅰ91DXT0309③：98提到：“归义大月氏贵人一人。”Ⅰ91DXT0405④A：22记载：“府移玉门书曰：降归义大月氏闻勒等。”《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最凡国五十。······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则大月氏国人有来归义者，然其国不在西域都护府管辖的五十五国之列。并且这条记载也为西域五十五国界定了西部边界，即康居、大月氏、宾等诸国自北向南构成了一条南北方向的边界，此三国以东至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之间的区域大致就是西域五十五国的范围。如大宛原本亲近匈奴，“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据上文得知大宛原不属于西域三十六国，至呼韩邪单于附汉后，才真正臣服汉朝，而大宛恰位于康居东南、大月氏东北，这更进一步表明其应属西域都护府管辖的五十五国之列。以此而言，西域都护府控制地区向西跨越葱岭囊括大宛。

西汉西域都护府统治的加强，不仅体现在其控制地区的拓展，还表现在其权力的增强。比如西域都护在乌孙问题上的话语权提升。宣帝甘露元年，乌孙乌就屠杀狂王泥靡自立为昆弥，西汉派辛武贤将兵至敦煌，欲伐乌孙。“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此时期西域都护以冯夫人为媒介参与乌孙事务，但是后续乌孙分治等大事仍由驻扎赤谷城的长罗侯常惠处理。长罗侯之后，乌孙国事务皆归西域都护府处置。乌孙在大、小昆弥分治之后，国力削弱。解忧公主死后，冯夫人又出使乌孙镇抚乌孙大昆弥，都护韩宣奏称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赐以金印紫，后奏称更以星靡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未获汉廷许可。然亦可得知西域都护已有建议废立乌孙昆弥之权。《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后段会宗为都护，招还亡畔，安定之。······时大昆弥雌粟靡健，翩侯皆畏服之，······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粟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立雌粟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末振将弟卑疐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余口北附康居，谋欲藉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之，亲倚都护。”可见西汉对乌孙的分治策略，使得西域都护在乌孙事务中逐渐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并且乌孙分治后实际上已变成西汉附属国，然《汉书·西域传上》记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既然匈奴不在西域诸国之列，那么同为参考坐标地的乌孙应当也不在三十六国及之后的五十余国之列。可见尽管西域都护府在乌孙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然乌孙始终未列入五十五国之列。究其原因，或与西汉对乌孙的推崇有关。《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哀帝元寿二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可见西汉政府将乌孙昆弥视为与匈奴单于同等层次或稍次层次的大国首领，这是西汉未将其与西域五十五国同列的重要原因。又从“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来看，乌孙虽不复昔日之盛，然亦为西域强国，随时能调动数万之兵，故西汉在处置乌孙变故时，仍未敢轻易动兵，而主要是依靠西域都护进行政治干预，这也是西汉未将乌孙纳入西域五十五国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看，西域三十六国演变为五十五国，除去内部析分外，更重要是反映出西域都护府辖区的扩展及其在西域统治的日渐加强。

四结语

汉武帝时“西域”多指匈奴西部的河西地区，后随西汉在河西统治日趋稳固并向西方继续开拓，新的“西域”概念应运而生。至迟到汉宣帝本始四年，狭义“西域”概念已随着西域职官设置而使用，然其指代区域仍不稳定。后至神爵二年设置西域都护府，西汉才划定塔里木盆地中服从号令的城郭三十六国为正式的西域地区，此即狭义西域最初的范围。此后“西域”成为有着稳定地域范围的官方专属地名，被广泛使用。

西域都护府最初管辖的三十六国，西边不过葱岭，而东天山地区的车师诸国亦不在其列。至汉元帝初元元年，西汉于车师故地设置戊己校尉，“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或即于此时纳入西域都护府管辖之内，抑或是晚至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车师六国才“归命至诚”。综之，原匈奴控制下的东天山地区是西域都护府辖区的主要扩展地，而且由于车师所在的东天山地区政权一再析分，这就导致这一地区成为西域都护府管辖的三十六国向五十五国转变的主要“增长点”。

随着匈奴款附，西域都护府统治日渐加强，包括车师诸国、蒲类诸国在内的东天山十余国以及葱岭以西的大宛等国都陆续纳入西汉西域版图，三十六国才最终增至五十五国。不仅如此，西域都护府对五十五国之外的乌孙、康居、大月氏的影响力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其中最为显著的案例是乌孙分治后西域都护在乌孙话语权逐渐增强，而陈汤远征康居击杀支单于、大月氏人远来归顺也是重要力证。总的来看，西域都护府辖域从三十六国发展到五十五国，不仅是西域都护府管辖地方内部的析分，还是西域都护管辖地域扩展与统治力度加强的表现，同时这更是西汉对西域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