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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进入了难得的“长和平”——近八十年未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间战争。但世界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宁静：俄乌战事重绘欧洲版图，巴以冲突的影响持续蔓延至中东地区，中美战略竞争亦深刻牵动着印太安全格局。支撑持久和平的制度基础，如联合国体系、军控协定、多边贸易规则、区域安全机制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松动。
与此同时，围绕核扩散和核战争的阴霾也在加速蔓延。10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已指示国防部恢复中断33年的核武器试验；紧随其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公开表示，俄罗斯需做好恢复进行全面核试验的准备。全球多地亦出现了核武器“扩张潮”，多国在核研发、核试验准备、核部署与核战略方面的动作显著增多。
近八十年的大国和平，究竟是国际秩序的长期成果，还是一段正在走向终点的历史例外？
11月24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小詹姆斯·A·温尼菲尔德联合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1945年二战后出现了自罗马帝国以来最长的大国无战时期，这一和平成就源于战争教训、核威慑、国际机制与外交合作，伴随全球发展与核不扩散进展。但当前世界面临着“历史健忘症”、大国权力转移、美国经济军事过度扩张、国内政治分裂及全球多极化等多重风险，长和平面临危机。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道格拉斯·狄伦教授，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小詹姆斯·A·温尼菲尔德（James A. Winnefeld, JR.）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2022-2025年担任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
过去八十年来，是自罗马帝国以来大国间无战争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个异常漫长的和平时代，诞生于两场灾难性战争之后。这两场战争的破坏力远超以往任何冲突，以至于历史学家不得不创造一个全新的类别来定义它们：世界大战。若二十世纪余下的岁月仍延续前两千年的暴力常态，如今在世的几乎每个人的人生都将截然不同。
1945年以来大国战争的缺席绝非偶然。其中固然有运气与侥幸的成分，但灾难性战争的惨痛经历，也迫使战后秩序的构建者们试图扭转历史的轨迹。美国领导人亲历战争胜利的经历，试图构建一个能够维系和平的国际秩序。为确保这一长期和平延续，美国领导人和民众需意识到其脆弱性，并就如何再维系一代人的和平展开严肃辩论。
一项非凡的成就
三个数字足以概括国际安全秩序的特征与成就：80、80和9。距上一次大国热战已过去80年。这使得全球人口增长两倍、预期寿命翻倍、全球GDP增长15倍。若二战后的政治家们如往常一般对待历史，第三次世界大战本可能爆发——而这场战争将是核战争，甚至可能成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
距核武器上一次用于战争也已过去80年。世界曾数次濒临核危机边缘——最危险的当属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苏因古巴的核导弹对峙，约翰·F·肯尼迪总统估计核战争爆发的概率介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近年来，2022年俄乌冲突后的第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威胁将实施战术核打击。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初，全球九个公认核武国家共拥有约12,241枚核弹头，其中约9,614枚具备潜在作战能力。图源：路透社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若乌克兰的反攻即将击溃撤退的俄军，俄罗斯发动核打击的概率将高达50%。对此，中情局局长比尔·伯恩斯被派往莫斯科传达美方关切。幸运的是，中美两国富有想象力的合作成功劝阻了普京，但这也提醒我们核禁忌——即全球默认核武器不应被纳入考虑范围的潜规则——的脆弱性。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世界领导人普遍认为，各国一旦具备技术能力就会研制核武器。肯尼迪总统曾预测，到70年代将有25至30个核国家，这也促使他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具胆识的举措之一。如今，185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放弃核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仅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库。与80年的和平与无核战争一样，以该条约为核心的防扩散机制也是一项脆弱的成就。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具备研制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它们选择依赖他国的安全保障，这在地缘战略和历史层面均属反常。
事实上，2025年峨山政策研究院的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韩国民众支持本国发展核武库，以应对朝鲜的威胁。若普京通过对乌克兰实施战术核打击来推进其战争目标，其他国家可能会得出结论：必须拥有自己的核盾牌。
11月，韩国政府宣布，已经与美国政府达成最终协议，两国将合作建设核动力潜艇。此前，美国已经批准“攻击性潜艇”的建造。图源：路透社
一个时代的终结
1987年，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当时距二战结束已过去42年，这一稳定时期可与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1870年普法战争、以及此后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数十年相媲美。加迪斯认为，这一现代长和平的基石是冷战。在早期时代几乎必然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条件下，美苏两国以足以承受核打击并实施决定性报复的武库相互对峙。核战略家将此称为“相互确保摧毁”。
加迪斯指出，除联合国的成立、《世界人权宣言》、最终发展为欧盟的多边安排以及美苏竞争的激烈意识形态维度外，和平的核心因果因素是双方均认为体系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利益。苏联憎恨资本主义，美国排斥共产主义，但防止相互毁灭的愿望更为重要。正如他所解释的：
“因此，意识形态的缓和，与核威慑和侦察技术一样，必须被视为战后政治中一种主要的自我调节机制。”
正如加迪斯所认识到的，世界已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超级大国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争取盟友和盟国。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重建西欧，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促进全球发展，并推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定经济交流规则以促进经济增长。美国甚至摒弃了可追溯至乔治·华盛顿总统时期的“避免纠缠性联盟”战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并与日本签订条约。为构建能够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国际安全秩序，美国不惜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正如本文作者之一艾利森在《外交事务》中所阐释的：
“若没有苏联的威胁，就不会有马歇尔计划，也不会有北约。”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必胜主义者欢呼唯有美国仍是大国的单极时代的到来。这一新秩序将带来和平红利，各国可在无需担忧大国冲突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苏联解体后的头二十年，主流叙事甚至宣称“历史的终结”。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世界正见证“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及”。托马斯·弗里德曼以麦当劳餐厅为例提出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将确保一个和平时代。这些观点为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提供了理论依据，最终导致美国陷入长达二十年、胜负难分的无休止战争。
富有创造性的外交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篇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14个东欧新独立国家的出现，本应导致核国家数量激增，因为苏联解体时，有超过1.26万件核武器遗留在俄罗斯境外。但美国与俄罗斯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领导的民主化俄罗斯展开了非凡合作，在美国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牵头的合作去核计划资助下，这些武器未落入坏人之手。到1996年，相关团队已从苏联前领土上移除了所有核武器，或将其运回俄罗斯，或予以销毁。
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政治变化重塑了美国与前对手及日益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关系。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时，俄罗斯和中国均被定性为“战略伙伴”，这一观点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但到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时，雄心勃勃、迅速崛起的中国与心怀怨恨、寻求复仇的俄罗斯的现实，促使美国认识到自己已进入一个新的大国竞争时代。
前路的危险
2023年亨利·基辛格去世前，曾多次提醒同僚，他认为这八十年的大国和平不太可能延续至一个世纪。历史表明，导致重大地缘政治周期暴力终结的因素中，有五个尤为突出，可能导致当前的长期和平走向终结。
首当其冲的是“健忘症”。美国一代又一代成年人，包括所有现役军官，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大国战争的可怕代价。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个特殊的和平时代之前，每一两代人就爆发一次战争是常态。如今许多人认为大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却未意识到这并非反映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自身认知的局限。
崛起大国的存在也对和平构成威胁。中国的迅速崛起正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警告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将导致冲突”相呼应。21世纪初，美国并未过多考虑与中国竞争，当时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均远远落后。如今，中国在贸易、制造业和绿色技术等多个领域已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并在其他领域迅速推进。
与此同时，普京领导着一个实力不断削弱但仍拥有足以摧毁美国的核武库的国家，他已表明愿意通过战争来恢复俄罗斯的部分辉煌。随着俄罗斯威胁不断升级，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的支持减弱，欧洲正艰难应对未来数十年严峻的安全挑战。
全球经济均衡化进一步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随着其他国家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已被侵蚀。二战结束时，多数主要经济体遭摧毁，美国GDP占全球的一半；冷战结束时，这一比例降至四分之一；如今，美国仅占七分之一。
随着国家经济力量平衡的这一转变，一个多极世界正在形成，多个独立国家可在其势力范围内行事，无需征求许可或惧怕惩罚。正如著名对冲基金经理雷·达里奥所指出的，当主导大国在财政上过度扩张时，这种侵蚀会加速，而美国如今正处于这一状态。
欧盟提议推出“旗舰”防御项目，以应对无人机威胁，保护东部边境。图源：路透社
当守成大国在军事上也过度扩张——尤其是在那些对其核心利益而言并不重要的冲突中——其威慑或抵御崛起大国的能力就会削弱。中国古代哲学家孙子曾说：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这恰可描述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代价高昂的“任务蔓延”，以及军方无法聚焦于更紧迫挑战的现状。将资源狭隘地集中在这些长期冲突上，导致美国忽视了提升防御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危险的对手。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陷入了一个由国会和国防工业支持的恶性循环：一味要求更多资源（增加资金），而非寻找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来应对国家利益面临的严重威胁。
最后，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是，守成大国国内陷入严重政治分裂的趋势，使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连贯行动。当领导人在国家是否以及如何维持成功的全球秩序问题上立场摇摆时，情况尤为棘手。如今这一幕正在上演：华盛顿本届表面上善意的政府，但却正颠覆几乎所有现有的国际关系、机构和进程，以强加其对国际秩序必须如何变革的看法。
地缘政治长周期不会永远持续。美国人和分裂的美国政治体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这个国家能否凝聚共识，认识到当下的危险，找到应对的智慧，并采取集体行动预防——或更准确地说，推迟——下一次全球动荡。
不幸的是，正如黑格尔所观察到的：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往往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美国战略家制定作为长期和平基石的冷战战略时，他们的视野远超早期时代的传统智慧。如今，要维系这一让世界史无前例地摆脱大国战争的例外状态，同样需要战略想象力的爆发和国家决心的凝聚。
编译｜刘悦 IPP实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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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刘 深
排版｜周浩锴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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