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拦截成功”四个字跳上屏幕那一刻，戈壁的凌晨安静得能听见心跳。有人把草稿纸抛向天花板，有人抱着同事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只有陈德明把笔帽扣回钢笔，声音不大，却盖过了所有欢呼：“再算一遍，弹体姿态还有零点三度的偏差。”
就是这句“再算一遍”，让美国五角大楼后来的一份内部报告里多了行小字：中国中段拦截弹的脱靶量已低于一米，评估等级：极高威胁。
没人告诉他这份报告的存在，他也不关心。1988年电影散场后，他揣着一张“航天动力学”的录取通知书坐上去兰州的绿皮车，车窗外的白杨一棵棵往后倒，他脑子里全是火箭划出的那条弧线——那条线得弯过来，罩住整个国家，不能让任何脏东西钻进来。
戈壁滩把这条弧线拆成了数不清的“小数点”。四十多度的铁皮屋顶能把鞋底烫化，冬天又把柴油冻成蜡。最难的是“子弹打子弹”那一瞬：对方弹头飞过来，秒速七公里，还会蛇形拐弯，自家拦截弹得提前把弹道算到它下一步要出现的那立方米空域里，误差超过一米就算输。草稿纸从桌角堆到屋顶，夜里风一吹，哗啦啦像下雪。后来年轻同事说，陈老师梦里都在背射程公式，醒来枕边被口水洇出一张中国地图。
第一次实弹试验失利，弹头擦着目标飞过，沙地上砸出个脸盆大的坑。陈德明蹲在那个坑边，拿树枝把落点圈起来，像给坟画圈。第二天他照常七点进机房，眼圈黑得跟墨镜似的，却把失败原因拆成十七张流程图贴在墙上，红笔圈出三个微分方程，谁也不敢提“换岗”俩字。
2010年1月11日，真正的考试来了。拦截弹点火升空，雷达回波在屏幕上拉出一道干净的直线，两秒后交汇，光点消失。指挥部静得能听见空调滴水，直到对讲机里报靶员颤着嗓子喊：“目标解体，残骸散布正常！”陈德明没鼓掌，只把记事本翻到空白页，写了行字：今天起，老百姓可以睡得更踏实一点，下面争取让他们连梦都做甜。
美国来的猎头电话是试验成功第三周打来的，开了个七位数美元的年薪，还附带南加州一套别墅。陈德明听完把话筒搁在桌角，去走廊接了一缸子凉白开，回来电话已经挂断。后来有人问他为啥不心动，他笑笑：“我学的本事是挡导弹的，去别人家挡导弹算咋回事？”
现在他五十多了，头发被戈壁的风染成花白，带徒弟还是那套“再算一遍”的老法子。年轻人嫌他倔，背地里叫他“陈零点三”，可每次打靶前还是自觉把仿真参数抠到小数点后四位。他们说，不是怕陈老师骂，是怕哪天真的有一枚核弹飞过来，自己算出的弹道差那一米，城里的爸妈连跳广场舞的地方都没了。
有人问，反导这事一辈子做无名英雄值不值？陈德明没直接回答，只讲了个小事：试验队家属区门口有棵沙枣树，每年六一开花，香味能飘进幼儿园。那年拦截成功，他下班路过，看见自己小女儿踮脚拽着树枝给小伙伴分枣花，嘴里嚷嚷：“这是我爸爸做的香水，敌人打不过来！”他说，就冲这句童言，算再多稿纸也值。
故事讲到这儿，防空警报不会因此响起，城市夜空依旧霓虹闪烁。可头顶那层看不见的“金钟罩”真真实实存在，它由无数像陈德明这样的名字织成，这些名字不登热搜、不进课本，却在你我抬头的一刹那，默默把危险挡在了一百公里的黑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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