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一封措辞急促的电报从江苏丹阳湖施工现场飞往南京军区办公室。五十六岁的熊应堂刚从前线调研归来，鞋底还带着湿冷的泥巴，电报却写明——他的双胞胎儿子因殴打工人、强占物资，被地方公安拘押。
战火里闯出来的将军没被枪林弹雨吓过，此刻却沉默良久。副官递水，他摆手拒绝，只是盯着窗外灰白色的天空。此天无雨，却比从前在大别山挨炮弹时更显压抑。
熊应堂出身贫寒。1911年，他降生在湖北一个小镇，父亲早逝，母亲被迫给人当长工；妹妹十二岁便被卖作童养媳。为了糊口，九岁的他端着破木盆给码头苦力修脚、理发。刀子在手，他学会了稳，也学会了忍。
1928年，红军来到家乡。他把剃刀交给队伍，换上一条大裆裤。枪不够，他就拿剪刀冲锋；第一次近战，他从敌兵手里夺下一支汉阳造，“我的武器终于像个兵了。”当时有人笑说，这孩子眼里没恐惧，只有倔强。
长征途中，他连摔带滚越过雪山草地。脚上冻疮烂到骨头，他就撕下衣襟包一包继续走。血印留在背的担架上，也留在名册上：排长、连长、团长，级级攀升，全靠硬扛。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四军当参谋长，一夜排兵推演到天亮是常态。
解放战争时，他率部参加淮海、渡江。一次渡江夜战，他手握船舵吼道：“再划快点，江面有灯就是我们的路标！”敌火如雨，他只是压低身子，继续喊——这份硬气，给部下吃了定心丸。
1955年授衔仪式，他被评为少将。仪式后，他回宿舍把新缎面军装装进旧木箱。战士打趣：“首长，衣裳这么贵留着穿啊！”他淡淡一句：“留给共和国做个纪念。”随后仍穿粗布军装，肩章被汗水浸出淡白印。
然而，军纪严如铁，家教却出现裂缝。1960年后，他常年下部队检查工程，夫人对双胞胎儿子极尽娇纵。两个孩子知道“父亲是将军”，便把这当通行证：学校里欺负同学；回到营区，闯进军供仓库偷油偷米；再后来干脆揽帮结伙收“保护费”。
地方群众屡次举报，可每到处理环节，孩子总拿“父亲名头”作护身符。基层干部顾虑少将面子，一推再推。直到1967年二月，兄弟俩在丹阳湖施工点殴伤民工，逼停物资卡车，恶行触怒了军民。公安随即出手，事情再难遮掩。
双胞胎被捕的当晚，派出所里灯火通明。据看守回忆，兄弟俩仍口出狂言：“我爸来了你们就知道。”话音未落，外面吉普一停，熊应堂大步跨进，帽檐压得很低，只留下一句：“违纪犯法，公事公办，不得求情。”八个字掷地有声，屋内瞬间静透。
有人悄声叹息：“到底是老红军，刀口舔血的人，骨头比钢硬。”那夜起，案件按程序侦办，最终兄弟俩被判刑劳改。熊应堂签收判决书时没有表情，签完名，他抬头对办案人员简短交代：“望依法监督，让他们学会做个人。”
将军的态度震动了一圈人。后来军区内部传开：首长的儿子没走后门。许多干部借机给自家孩子打预防针——靠父辈功劳横行，终会吃苦头。
1988年，国家颁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颁奖现场，熊应堂胸前又多了一枚勋章。有人问他此生最大遗憾，他沉默片刻，道：“战友长眠，儿女误入歧途，都欠一声对不起。”随后敬礼，转身而去。
晚年，他仍保持简朴。老伴递来新被褥，他摇头说旧棉絮还能盖；机关分给他的两室一厅，他让出一半给探亲战士暂住。“打胜仗不算难，守得住规矩才算硬气。”这是他临终前留下的短句。
熊应堂去世第二天，有老兵整理遗物，发现那套1955年的将军服还在箱底，外套褪色，肩章锈迹斑斑。盒内压着一张泛黄判决书，落款日期1968年。“这是一面镜子。”管理员轻声说道。
将军的一生写满铁血与清廉，家门教子的失误成了深深刺痛，却更显他原则之决绝。两件事放在一起，像一把尺子：前半生量出功勋，后半生丈量底线。世事无常，唯有准绳不能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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