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济南抓了个战犯，名字报出来全场吓傻：这人十年前不是早死在烈士陵园了吗？
1948年9月，济南刚解放，城里头乱得跟刚炸完的爆米花似的。
解放军在清点战犯名单时，碰上个极其离谱的事儿。
有个邋遢老头被押上来，张嘴就报号：“周同”。
这一嗓子，把负责登记的小战士吓得笔都掉了。
因为在国民党的英烈名册里，这名字早就画着大黑框供在神坛上了。
大家都以为他在十年前的滕县早就跟王铭章将军一块儿成仁了。
一个被全国祭奠了十年的“死人”，咋突然从战犯堆里爬出来了？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曾经的“抗日铁骨”，手里竟然全是救命恩人的血。
这事儿吧，得从1938年那个烂透了的春天说起。
现在的书里提滕县保卫战，光知道川军师长王铭章牛，其实当时站在他身边的县长周同，也是个人物。
那一年的山东，局势真叫一个惨，大军阀韩复榘为了保存自个儿那点家底，面对日军矶谷师团，带着十万大军撒丫子就跑，把山东老百姓直接扔进了狼窝。
这时候的周同，虽然是韩的老部下，骨头却比上司硬。
他在滕县快完蛋的时候接了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杀人——把想投降的商会会长和警察给宰了，用几颗汉奸脑袋稳住了人心。
等王铭章带着穿草鞋、背大刀的川军赶到时，周同这表现绝对是“模范县长”。
他把全城600多号警察和保安团都拉上了去，甚至不记前嫌，主动找中共当地负责人李乐平，把抗日义勇军也请上了城头。
那时候真没啥党派之分，都是中国人。
3月17日城破在即，王铭章发了绝命电报，周同也说了句挺爷们的话：“自抗战以来，只有殉国的将军，没殉职的地方官，我愿开这个头。”
那天下午，王铭章在城楼被日军机枪扫射，没了。
周同抱着尸体哭了一场，在城墙上喊了句“中国不会亡”，然后当着大伙的面，纵身一跳。
这一跳，当时的报纸简直嗨了，把他捧成了“滕县双烈”。
可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黑色幽默。
这一跳，周同没死，他早就备好了绳子，是缒城跑路的。
求生是本能，但这剧本演得确实有点太真了。
周同跑出去后，没成烈士，反而混成了难民。
就在他病得快死在路边的时候，碰上了命里的贵人——中共地下党员马奉莪。
马大姐佩服这“县长”敢打鬼子，自掏腰包给他治病，伺候他直到好利索。
那是两人短暂的蜜月期，病好后的周同在马奉莪建议下，在西马村拉起抗日大旗，一度发展到一千多人。
那时候，国民党县长和共产党干部并肩作战，看着还挺热乎。
要是故事到这儿停了，周同就算不是烈士，也是个值的尊敬的汉子。
但人性的黑洞，往往在权力那一哆嗦时就露出来了。
1940年，蒋介石搞反共高潮，国民党内部清理“异己”。
有人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那儿告周同黑状，说他“通共”。
这一顶帽子扣下来，周同的前途基本就凉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同做出了一个让后人想吐唾沫的决定：交“投名状”。
为了向蒋介石证明自己清白，他把枪口对准了当初把他从死人堆里拉回来的恩人。
这简直就是农夫与蛇的现实版。
他抓了马奉莪和三十多个抗日干部。
鲁南军区怎么劝都没用，这货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1941年2月，被击溃后的周同，在逃命途中干了件丧尽天良的事——在夏镇官路口村，他把马奉莪活埋了。
那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女人，就这么死在他手里。
这就是周同的“B面人生”：从抗日县长到逃兵，再到杀恩人的刽子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也不是傻子，一个“假烈士”活着回来了，还老打败仗，自然没啥好脸色，直接把他晾一边了。
直到1948年济南战役，解放军破城，才把这个躲在寓所里的“活化石”给挖出来。
按理说，手里有几十条革命志士的人命，周同被枪毙十回都不多。
当时战士们眼珠子都红了，恨不得当场给突突了。
但上面经过考虑，做了个决定：死罪可免，改造难逃。
功是功，过是过，这笔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滕县那一仗虽然惨，但正是王铭章和周同死守的三天三夜，拖住了日军，给李宗仁在台儿庄集结兵力抢了时间。
没滕县的牺牲，就没台儿庄大捷。
哪怕他是个人渣，这点功劳也不能抹。
这老头最后被关进了临沂战犯管理所。
没了权力的春药，周同终于开始像个人了。
据说晚年他经常想起马奉莪，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后悔当年的烂事儿。
1951年，他就带着这份还不清的债，病死在改造所里。
他这一辈子，活得就像面碎镜子，照出了那个乱世里，人性在信仰、活命和权力之间，是怎么一点点扭曲变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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