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争议很大。

很多人认为其中确立的“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是对违法者的纵容与袒护，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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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治安管理的目的不仅是处罚，更是教育和改造。大量研究表明，给予违法犯罪者回归社会的途径，是降低违法犯罪率的关键。

如果一个人的违法标签被无底线公开，那么他在求职、求学、办理信贷甚至租房时，都可能会遭遇系统性歧视。而这种歧视，可能会使他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认为“既然我无法融入社会，那我只好回到原来的圈子”，这大大增加了其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

再者，法律应该平衡惩罚与宽恕、正义与效率的价值。

封存记录，不代表取消惩罚。违法者依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诸如罚款、拘留等代价，而惩罚执行完毕，就没必要无限期延续下去，否则他们岂不是成了终身的“贱民”身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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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讲，帮助一个违法者回归社会，远比制造一个无法就业、仇视社会、甚至可能重新违法犯罪的“社会边缘人”要来得划算。

最重要的是，“封存”不是“消灭”，记录依然存在且能在特定情况下查询。

比如违法者再次涉嫌违法时，执法机关就可以调取记录，作为处理参考。比如进入特殊行业时，相关单位依然有条件查询。

这说明这一制度已经在公共安全上设立了防火墙，并非无原则地“一放了之”。

我知道，对某些违法行为的封存，十分挑战我们“嫉恶如仇，善恶有报”的朴素正义感。但这恰恰说明，法律的抉择要超越本能的情感反应，而转向“对错”与“利弊”的结合。这，才是真正对社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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