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老弟，往中间站，你才是委员长！”1997年7月5日下午三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朱镕基一边说一边把孙飞虎拽到了镜头正前方。闪光灯亮起，旁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回过神，照片已经定格。那张合影后来在文化系统内流传甚广，人们一边打趣“委员长”和“副总理”的先后次序，一边好奇：这个被朱镕基称作“委员长”的男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浮沉。
往回推五十六年。1941年6月30日，上海中心医院产房灯火通明。护士捧着刚出生的男婴告诉孙海平：“是个儿子，母子平安。”那时上海仍在阴霾之下，孙海平却喜形于色，给孩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孙飞虎，寓意虎跃龙腾。谁能想到，七八年之后，家门口的大门牌号被贴上“反革命家属”，一家人被迫搬到苏州河边的破仓库，原先伺候他们的佣人无影无踪，只剩母亲彻夜抽泣。
很多人说，八岁孩子对天下大事懵懂。可孙飞虎偏偏记得父亲被押走那天的细节：皮鞋磕在石阶上的杂音，母亲撕心裂肺的喊声，还有邻居探头探脑的目光。那一幕让他早早懂了一个道理——出身并不保险，读书才是真本钱。于是，他咬牙考进了上海中学，住校、借书、在图书馆熬夜抄笔记，全靠一碗白粥撑到灯灭。笔试成绩漂亮，可一查审干表，家庭成分揪着他的后背，清华北大的录取名单里终究没他的名字。
青春期正撞上失意，孙飞虎把自己关在小屋，两天滴水未进。第三天早晨，他推门狼吞虎咽地吃下三个人的早饭，只留下一句：“调剂给上海戏剧学院？那我就去演戏。”父亲愣住，母亲愣住，邻居也愣住——照当时的观念，演戏跟“下九流”相差不远，可他认定这是条缝隙，一条能躲开成分枷锁的缝隙。
1960年，他背着旧手提箱坐了三天绿皮火车进了上戏。排练厅里弥漫的灰尘、挡不住的汗味，他照单全收。四年后分配贵州话剧团，一待就是十六年。那十六年里，他经常领不到主角，更多时候给人端茶打灯，但他没躺平：别人练台词，他琢磨化妆；别人吃盒饭，他盯导演的分镜。旁人笑他“闲不住”，他回一句：“万一机会掉下来了呢？”
机会确实掉了下来。1979年，《西安事变》筹拍，剧组在西南挑选演员。导演见到孙飞虎的第一面，直接让他脱帽，来回走几步，又让他侧脸——“就是他了！”短短三分钟决定命运。面对蒋介石这个角色，孙飞虎像钻牛角尖：读蒋氏日记、模仿湖南口音、练左手抽烟的姿势，连眨眼频率都精确到秒。影片上映后，观众惊呼“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拿到金鸡奖配角，却没时间庆祝，又被《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剧组轮番点名，成了公认的“蒋氏特型”。
热度正高时，他却递交书面申请：以后不再饰演蒋介石。理由写得直白——“我不是特型演员，我是科班演员，角色不能只剩一个模子”。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说他身段高，有人说他怕定型，他自己却轻描淡写：“总得给年轻人机会，何况我年纪也不小了。”
话虽淡，却挡不住后来者的崇敬。1990年代各类重大题材影片一提到“委员长”，导演还是先找他，他礼貌回绝：“我已经告别那顶军帽了。”一次推脱，两次推脱，直到1997年那次在人民大会堂的合影，朱镕基拉他站中间，他也只是笑笑，再未穿上那身黄呢大衣。
2000年以后，孙飞虎陆续在《太平天国》《汉武大帝》里演过曾国藩、田蚡，可观众见他总爱喊“委员长”。他不介意，甚至偶尔自嘲：“没办法，脸长在这儿，卸不掉。”拍完戏，他常躲到道具库里摆弄老式电话、旧电风扇，对剧务说：“这些东西记录的岁月，比我演的戏都长。”说完拍拍灰，转身去抽个小气的香烟。
2014年11月22日，西安医院的清晨有股淡淡的药水味。孙飞虎呼吸不稳，意识却清醒。他拉着老伴的手小声说：“我这辈子，这场戏，演完喽。”末了闭上眼，像舞台灯慢慢熄灭，73年的人生安静收场。
有人回忆他时提到功成名就，他的老同事却摆摆手：“他最大的本事，不是像不像蒋介石，而是能在低谷里不翻船，在高位上不得意。”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普通评语，却恰好给合影那一幕做了解释——明知站中间会抢镜，他仍顺着朱镕基的玩笑站过去，既不给对方难堪，也不给自己添光环，分寸拿捏得稳稳当当。
追问孙飞虎的际遇，会发现命运两次拐弯：一次是父亲被划为“反革命”时的家道中落，一次是他主动放弃“特型”光环时的急流勇退。前者逼他韬光养晦，后者成就他全身而退。看似偶然，实则逻辑清晰——不能决定起点，就决定走法；不能左右评价，就选择退场姿态。朴素，却顶用。
如今那张1997年的合影已被放大挂在国家电影资料馆的走廊里。游客驻足，大多只认出朱镕基，很少有人知道旁边那位中等身材的男人当年说过一句什么话。镜头之外，故事很多，镜头之内，只留一句玩笑——“你是委员长，我比你低两级，你站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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