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从关于学习的讨论开始|北京大学|北大|武汉大学|陈寅恪

导语

著名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于昨天逝世，享年92岁。2017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武汉游学，邀请了刘道玉先生给游学团分享交流。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标题自拟，经刘道玉先生本人审阅修订。特此发布，以示纪念。

你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你没有了视力，你不能阅读了，不能写作了，那生存的意义就大为减少，乃至完全没有了。你们做哲学的都知道萨特吧，法国存在主义创始人，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拒绝领奖。他晚年双目失明，失明后他悲叹地说，“我现在连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笑话，研究存在主义的说他连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这说明视觉对我们非常重要。因此我借这个机会告诉我们的同学们一定要百倍的注意保护你们的视力。现在我们的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其实我很警惕，十年前我查出患有白内障，我就戴防紫外线的墨镜，但是不幸地，白内障还是进一步恶化。现在一个是环境上的紫外线对我们视力伤害的很厉害，第二个就是电脑、视频对我们的视力伤害也非常严重，这你们都千万要注意。虽然现在我视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三个月后再去医院检查，重新验光，重新配镜，当然我跟专家说了，希望他们能恢复我的阅读。

什么是学习

欢迎不同高校的同学来到武大，我想首先说下学习问题，跟我们学生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学习，所以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什么叫学习，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学不仅自己答不上来，可能你们的老师也答不上来，你们的校长也答不上来，不如我们可以用这个题目去考一考他们。虽说我这个人很老很老了，但我很好奇。从今年年初我就想到这个学习问题：“什么叫学习？”，我自问什么叫学习，我说不清楚。你们知道公元一世纪罗马有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吗？奥古斯丁有一个问题：“什么叫时间？”，他说:“如果不问什么是‘时间’，我知道什么是‘时间’，但如果真要问我什么是‘时间’，我答不出来什么是‘时间’”。所以学习这个问题跟奥古斯丁问时间是一个道理。什么是学习？我们都深入其中，可惜我们都不知道学习的真谛是什么，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的境界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我就上网去搜索下，网上搜出来一本书，叫作《学习的本质》，刚好我正研究学习的本质是什么，于是我就从网上把这本书买来了。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法国学者，叫安德烈·焦尔当。我就急不可耐的，大概用了三天时间看完它。焦尔当在读书的时候被认为是差生，可是后来他成了杰出的学者，是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认知学者，被聘为瑞士、日内瓦等国际大学的教授。我看它有专门的一节是讲学习的本质，但看了之后我还是不满意，我觉得还没有说清楚。那我就接着思考，什么叫学习？“学”与“习”这两个字最早是出现在孔子《论语》的首章《学而》篇中，首句就是讲“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这句话里面孔子是把“学”和“习”当成两个词来用的。学是什么？学实际上就是模仿，习就是复习、重复。“学”、“习”作为一个词来用是在西汉，《礼记》当中是有一篇叫做《月令》，里面有一句话叫“鹰乃学习”，这是最早从字面上来理解“学习”的意思就是模仿。每年初夏，老鹰孵出了小鹰，当小鹰能挥动翅膀了，它就模仿老鹰的飞行，一次一次的模仿，最终学会了飞行。学习最早的汉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个模仿，但是这个还不能解决我的疑问。

学习的本质

学习的本质是什么？我通过思考觉得“学习”的本质就是六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多，少一个字也不行。这第一个词是“感知”，我没有用“认知”这个词，虽说认知学在国际上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但我为什么没有用这个词呢，因为我觉得“感知”比“认知”更确切，“认知”反应不了我们人的五官在认识客观事物当中的作用。我们人认识客观事物，不管是直接的认识还是间接的认识都必须通过五官，这五官功能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比如我们看东西要视觉，听东西要听觉，闻气味儿要嗅觉，品尝食物咸淡要味觉，感到冷热或确定东西软硬要触觉。所有我们人的直接知识或间接知识都一刻不能离开我们的感觉，所以我用了“感知”这个词，剩余的四个字是“复习”、“记忆”。

有关我这个观点的文章去年10月11号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你们回头可以去网上搜搜看。这篇文章的大标题就是“身处学习的社会，你会学习吗？”，哈哈，我问同学们，你们会学习吗？不能说完全不会，你们可能还没学会学习的技巧。所以我这篇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学习的优劣在哪里”，我没有用“学习成绩的优劣”，我特意避开了成绩，因为学习的优劣不能用成绩来衡量,学习优劣的区别在于对学习的本质的认识、对学习境界的进入、对学习目的的把握。你做到这三点：认清了学习的本质、进入了学习的最佳境界、把握了学习的目的。你才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你将来才能成功。“感知”是我们学习的前提，离开了我们的五官感知那就什么都谈不上。而“复习”是在我们感知的基础上重复学习，“记忆”是最终的目的。你感知了不一定能马上记住，你要反反复复的复习，最后达到记忆的目的。同学们可不要忽略了记忆的重要性，纵观古今中外的天才没有一个是记忆力迟钝的人，我之所以84岁了还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主要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练出了这样一门功夫。我大学的时候是班长，每一届的学生有120多人，每个同学的学号我都记得。我当校长的时候，学校各部门的电话我都清楚，打电话从来不拿电话簿，直接拿起电话就拨号，你们可不要以为记忆是个笨功夫。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陈寅恪的记忆力是非凡的，他失明了二十年，就凭记忆口述了两本书，一百二十多万字，一本是《柳如是别传》，一本是《再生缘》，他当时是完全失明了，著书完全靠口述，而且连这两本书的注释都是口述的。以至于身处美国的余英时（他是最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都对陈寅恪表示钦佩。我认识这个余英时，我在英国大学参观的时候是他陪伴我，当我回国不久后他就调到哈佛大学去了，再过几年他在柏林大学退休了。这说明不管你是在美国的，还是在西方的其他什么国家的权威学者，亦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你都不可能在一个学校工作一辈子，他们都必须不断地调整自我、超越自我。不像我们中国，我们最坏的制度就是学生在一个学校读到底，从本科开始，到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教师在一个学校工作一辈子，直到退休，这是最坏的教师制度。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师？因为我们没有优秀的教师。我们有优秀的教师吗？没有。像陈寅恪讲课时的“三不讲”，我们能做到吗？中国高校中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没有一个教授能做到“三不讲”---书本上有的我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讲过的我不讲。那讲什么？他就专门讲新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大师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人。

在民国时期，老师是如何指导学生的呢？那个时候的老师会告诉你：你有什么特点、你适合学什么专业。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武大化学系有个张资珙教授，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毕业，30年代他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有个学生叫卢嘉锡（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时卢嘉锡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他有天听章的化学课，章课后找卢嘉锡谈话，他说，卢嘉锡，你不是不可以学数学，但我觉得你学化学比你学数学在将来会更有作为。卢嘉锡就听从了章的话从数学系转到化学系，结果后来卢嘉锡成了我们国家量子化学第一人。量子化学需要深厚的数学基础，例如量子计算等。卢嘉锡还首创了“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发明了固氮的福州模式，这是被世界公认的。如果当初没有章的个别指导，卢嘉锡就不会从数学系转到化学系，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一系列的成就。下面这个例子是我们武大“珞珈山时期”，那时候我们人文与英语系系主任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本身是武昌高师的学生，他后来相继转到香港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并在巴黎大学毕业。当时东北沦陷了，东北有一位名叫齐邦媛的女生，朱光潜找她谈话：齐邦媛，我看了你的作文，你不适合学哲学，你太多愁善感了，这是文学思维，不是哲学思维。他（对齐）还说，你转到英文系来，我做你的导师来指导你。齐邦媛真的就转到英文系，朱做她的导师。后来齐邦媛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台湾大学，她是台湾大学介绍西方文学到台湾的第一人，也是把台湾文学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

我们现在有张资珙、朱光潜这样的教授吗？我们现在的老师恐怕连学生名字都不记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有一个嗜好，我喜欢记学生名字。教师的第一基本功就是要记住学生的名字；第二你必须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长；第三你才能因材施教。做不到这三条你就不可能教出好的学生。

我的记忆很好，我再说个故事。2007年10月22号，我在武大人文馆大会厅作了一场闭门讲座。在讲座上有一个女生提了一个问题，她说，刘校长，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你看怎么修复，今后中国还有没有那样的知识分子？这女生提的问题很敏感，我说，请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赵晓悦。一年以后，我跟我夫人在校园散步碰到她，我招呼她并说你叫赵晓悦，她说是的。我问她，晓悦啊，你当时为什么提出那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在57年受到伤害？她说是的，她爷爷是右派。但我当时还是答复了她，我说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像什么干细胞啊，再生组织修复技术啊，我相信57年的被打断的脊梁骨可以被修复，而且以后还会有57年那样的知识分子，当然我的回答获得了同学们的认可和掌声。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教师的功夫太差了，别说本科生老师，就连研究生老师都有的叫不出学生名字，所以刚刚我为什么叫你们写名字，是为了以后相遇能叫出你们来。

学习的境界

我们已经讲了学习的本质是感知、复习、记忆。那么学习的境界是什么呢？我经过思考，觉得学习有三个境界---感性认知境界、理性认知境界、悟性认知境界。悟性境界是我们学习最高的境界，用一个字来概括我们的学习就是“悟”。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学必悟，悟而生慧》。学习的优劣区别在于悟，那些优秀的大师就是进入了悟的境界。那在这感性境界中我们获得的是什么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感性境界就是我们感知到事物的存在了，但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不是事物的规律。但到了理性境界我们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那么悟性境界呢，不仅知其所以然，还知其超然。你们要记住这个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超然，只有达到了超然物外、超然自我的境界，才能获得一番新的智慧。

东西方民族对学习的具体目的有两个口号，西方民族是“学以致知”，东方民族是“学以致用”。特别是在中国，“学以致用”是被说得最广泛的一个口号，不能说“学以致用”不对，但只能说这是对学习目的表层理解。西方是“学以致知”，要求知道事物的真理、事物的真谛、事物的规律，相对来说我们中国在教育方面践行实用主义的情况比较严重。大家都在讲学以致用，而我经过研究则提出了新的观念，我这个观念叫“学以致慧”，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智慧，也可以叫“学以增慧”。一个人有没有创新精神不是由年龄来界定的，有些人虽然很年轻，但他实际上很保守，有些人虽然很老迈了，但他依然富有创新精神。我现在充满好奇，好奇心是创新的前提。我用一个笔记本记下了我一系列的好奇，这些好奇我都可以一一的去追问、去研究，但我会优先选择我最感兴趣的去研究，譬如学习问题。我好奇这个问题是因为绝大多数搞教育的人他并不知道学习的本质，最可怕的保守思想就是见怪不怪、司空见惯。

这（学习问题）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事情，但总也扯不清楚，所以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好奇心，永远不要满足于现成的事物。只知享有现成的事物却不思去改变它的人就是一个守旧者。我们要做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要做一个革新者。法国雕塑大师罗丹说过，什么叫大师？大师就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美。我补充一句，从人们司空见惯的问题当中发现不是问题的问题，那就是创新。这些都是我切身的体会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不要认为现存的事物都是合理的，都是没有改进余地的。人要改变现状才是一个革新者，你只适应现有的事物而不去改变它，那你只能是一个守旧者。

学习的目的

学习的具体目的是“学以致知”、“学以致用”、“学以致慧”，那么学习的开发性目的概括来讲就是三个字，在感性阶段是“知”，理性阶段是“真”，悟性阶段是“通”，所以说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悟”，最高目的是“通”。我们的同学常问“你听懂了吗？你学懂了吗？”，“懂”不是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通”，你学通了没有。我们常说的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心有灵犀一点通、贯通古今、一通百通都是“通”，而不是“懂”。我的那篇文章归根结底呢就是说古今杰出的人才在学习方面都达到了悟性阶段，能将所学的融会贯通了。

我举一个例子，易中天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学者，他是我学生。半个月前，他把《易中天中华史》10卷本寄给了我，后来他发短信跟我说，“校长，自我完成《易中天中华史》以来，我要感谢你一句话。”一句什么话呢？2007年1月11号他携他的夫人李华到我家里来拜访，当时正是易中天讲三国讲得最火的时候，往往一天他要讲三场，北京讲完了飞广州讲，广州讲完了飞上海讲。我跟他说，中天啊，你讲三国讲得很好，但是不可多讲，讲多了便是重复，没有创意。我还说，易中天啊，你正在通往大师的路上，但你现在还不是大师，因此我要送你两句话。第一，你不要做飞人，要做蛙人，你要深入海底，这样才能探宝，才能发现海洋深层的秘密。他回去之后谢绝了很多演讲，他跟人说:“我不讲了，我校长要我当个蛙人”。

易中天现在在东南某省隐居了，就为了写这个《易中天中华史》。这本书推翻了传统的有关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这本书计划写36卷，现在只完成了一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万里长征只走了一半，他跟我说就是我要他做蛙人这句话成全了他写作《易中天中华史》。其实易中天没有读大学，他是武汉华师附中的高中生，65年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军垦农场，成为了一名开垦战士，他要先解放全人类再解放自己。若干年以后他忽然想到自己都没有解放，何以解放全人类。后来他就在新疆农垦一场当一名教师，刻苦学习，然后以一个语文教师的同等学力考取武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他还是78年的第一批研究生，我记得他当时研究的是《文心雕龙》，在文学、美学中这是一个很窄很窄的题目。但现在易中天研究的领域不仅涉及到文学、美学，他还涉及音乐学、艺术学、历史学，这是他能写出《易中天中华史》的依凭，同时这也说明了他达到了“通”的程度。

我还举一个例子，我们武大有一个物理学博士，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心血来潮想去美国考个工商管理博士。然后他就去考了，考了740分，740分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只有0.5%的人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后来他收到了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顶尖大学的offer，但因为国内工作及家庭原因他没有去读。再后来他进了国家“千人计划”，被中科院引进做空间物理项目，是关于卫星发射的。就我们来看他有没有可能进入化学领域搞研究呢？他真的进入化学领域了，搞化学机器人，他之前是从没有接触过这些的。这个化学机器人就是我们设计一个机器人，再向其中植入所开发的某种程序，让它来选择材料、设计材料。这个领域我都不是很懂，这是化学的最前沿啊，而现在竟然是一个空间物理学家在研究它。这是一种什么程度？通了，他真的是学通了。从考工商博士到搞化学研究，其实他并不是掌握了所有的知识，而是掌握了驾驭各种知识的能力。同学们，你们自己衡量衡量，你们到了哪个境界。若你们以后要成为杰出人才、成为创新者，你们要反思反思自己在以往的学习中达到了一种怎样的境界。

80年代的学风及学习情况

这第一个问题——学习问题我就讲完了，接下来就结合我的经历讲讲80年代的学风及学习情况。

80年代真是黄金时代，那时候思想解放，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是五四运动，但它以失败而告终。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的问题，但五四运动的具体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惩处卖国贼，当时中国政府在巴黎和约拒签，从这点来看这个目标是达到了，但思想启蒙的目标却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失败呢？就是这个陈独秀的口号有缺点。德先生是民主，赛先生是科学，科学民主没有错，但是少了一个女士，只有先生没有女士这是不行的，这样没有生命力，所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弥补了陈独秀的不足。启蒙运动必须是两位先生、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是liberty（自由），自由女神嘛。我那篇文章说到启蒙运动必须是两位先生（民主、科学），一位女士（自由），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更勿论民主了。

80年代之所以是黄金时代就是因为自由，你们现在怕是很难体会到那时候自由的程度。例如别的学校不允许跳舞、穿喇叭裤、留长发，但我们武大不限制，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像其他学校晚上统一10点钟关灯，我在想大家都是大学生了，为什么还要像高中生一样被管着，所以我决定晚上不熄灯。还比如像学生组织社团，武大真的是什么样的社团都有，甚至还有一个“纳粹研究会”。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自由啊！那个时候学生可以不上课，我允许学生不上课，武大有一个教授上课有“三来三不来”之规定，其中两条是这样说的：可以允许不来听课，但不允许迟到；讲的乏味允许做其他事情，但不准影响其他同学。他的课原本只有40多人，结果后来达到了700多人，同学也好奇为什么这个老师敢这样做，因为这个老师有本事，会讲课。所以说一个高明的老师不是用点名、扣分、惩罚、不准考试等手段来使学生留在课堂上，而是用自己精彩的演讲、渊博的知识来吸引学生，让学生感到我不来听你的课是一种损失。可惜现在这样的老师太少太少，像陈寅恪“三讲三不讲”、武大经济系教授的“三来三不来”都是有真本事的人。

那时候为什么如此自由呢？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那是一个由胡耀邦倡导的时代，胡耀邦说过这么一句话：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正是胡耀邦这句话鼓励了我大胆改革，我信了他，胡耀邦是我们改革的保护伞，他说不怕犯错误，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怕。我与教育部长何东昌拍着桌子理论，现在有哪个校长敢跟教育部长拍着桌子理论吗？当然，这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胡耀邦付出了代价，我也付出了代价。正因为我付出了代价，很多人就从我消极的方面“汲取教训”，就不再谈改革了。自80年代以后我们就只有发展，没有改革了，这些我们都能切身体会到。改革是要真刀真枪的干！我觉得我并没有才华，我只是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那个思想开放的年代，在时代的浪潮中做了一些事情，这是我感到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你想想看，历史上哪个改革者、变法者不付出代价呢？

我记得2005年在一个我的自传发售会上，有一个我们武大经济系的学生叫范恒山（现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他在会上说了三句话，我记忆犹新。第一，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第二，历史会记住改革者的功绩；第三，后人会沿着改革者的道路继续前进。他讲得很好，也很符合辩证法。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一直很前卫，我甚至鼓励我的学生不要读武大的研究生，叫他们去考别的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北大在07年还是08年的时候就规定，本校的免试研究生不得低于80%，这简直是荒唐！一所名校连这点远见都没有，这是公然的号召搞近亲繁殖啊！像现在有些人招收自己的儿子来读博士、读博后，这成何体统呢？还有的院士申请课题甚至把自己的夫人拉进自己的团队来搞合作，院士本来是科学素养很高的人，但现在公然的搞近亲繁殖，这简直太不像话！说到底还是一句“肥水不流外人田”，像某个院士申请课题能拿到很多经费，他拉自己夫人进来就是想分一杯羹，自己夫人不做一点事，论文发表的时候把她的名字也写上去，长此以往哪还有什么学术民主，哪还能繁衍出学术。我们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大学的黑幕，简直比黑市还黑，搞学术的不讲学术，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

但我们80年代也是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77、78、79三届招收的学生大多是知青，知青下乡使得很多跟农村没关系的孩子到农村去，他们感觉可能要当一辈子农民。我们武大历史系的龚恣意（音译）教授以前就是江汉弄的一个理发员，当时当一个工人比当农民好太多了。但是一恢复高考他就报考了78级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研究德国诗，但他没学过德文，后来他就跟外文系学德语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写作业，就这样他又学习了四年，如此德文成了他坚持研究的工具。他功夫做到了，所以他学问做的特别好。我们学校的邓晓芒教授你们知道吧，他原来是在湖南长沙推板车的。但你看80年代多开放啊，我们都录取他到哲学系。而且他也是研究德国哲学，还是最为艰深的康德哲学，结果他也是把德文啃下来了，并且把最艰深的“三大批判”翻译出来了。但是我们没留住他，他去了华科，不过我还是赞成他这样做的，因为继续留在武大他就会成为倚老卖老的权威，就不会再有学术进步了，而去华科之后他将面对新的人和事，重新调整自我。

反对近亲繁殖的例子我还有一个，我们历史系有一个学生叫徐敏杰（音译），7年以前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到英国剑桥学中世纪历史。他走之前来找我，他说校长我要出去了，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说我要唯一提醒你的就是要把外语学好，学好并不是一般的能看书写几篇文章，你要达到能辩论的程度，能用英文式思维去思考。他接受的我的意见，并且做得比我要求的还要优秀，他不仅学会了英文，还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他前年回来找我，他说自己快毕业了，面临两个选择：回国还是不回国；回武大还是不回武大。我说，敏杰啊，诚信是人的第一要义，你既然跟教育部签订了合同，那就一定要回。关于回不回武大的事我是这样说的，我坚决不同意你回武大。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你一回武大就都是熟悉的环境，你适应的很快，但是你很难出头。但他当时很不谦虚的跟我说，校长，在中国研究中世纪历史这方面没有第二个人超过我。

我相信他说的，然后我建议他去复旦，他去了。我还告诫他上海人“精”，并且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排外思想，上海这个码头可不是那么好站的，打铁还须自身硬，他自己还需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水平，最好还能学会上海话，你会上海话跟不会上海话大不一样，他接受了我的告诫，并下决心一定要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这就是生存技巧。对我们老人来说，我们过来的，知道这些经验和教训，因为我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去到上海，我连买东西都买不到，你到上海南京路买东西，你不讲上海话商家根本都不理你，上海人的“排外”竟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一定要学好上海话。他现在工作很不错，所以我反对这个“近亲繁衍”是一个惯例。我当时对他说，尽管现在有一些历史系的老师不理解你，将来是会理解你的，你将来在复旦大学成为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第一权威，那是母校的光荣，并且这在武大影响将会更大。若你在武大可能就不能成为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第一人，你的老师，你的师兄师姐会压住你，所以这个“近亲繁殖”一定要反对。

交流环节

学生：我先替我们游思学社问一个问题吧。我们之所以发起这次游学，不只是因为让我们的学员们拓展视野，也是对现在的高校教育有一种自己的态度。我认为，高校的教学越发地狭隘，只专注专业知识的教育，更像是教导学生通向工作的工具，而不像是为了培养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我对当今高校教育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我认为处于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下，或者说在当代中国环境下，现代教育越来越失去了人道主义，比如以前我们是为了求知而求知，但是现在感觉教育更偏向于一种功利化的倾向，不会有单纯的求知或者学艺，还有艺术求美，伦理求善。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于是我们发起了游学，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在自己学校办读书会等一系列活动。不知道老师您对于这种问题是怎么看待的？

先生：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能理解，现在大学的问题越来越多，大学的出路究竟在哪，怎么改，这个问题我也答不出，很坦诚的说，我也在思考，在研究。大学的问题究竟出在哪，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核心问题就是功利主义。中国大学的观念，也就是它的命门，就是这个问题。什么教育兴国，什么教育改变命运，什么教育教我学会创业，这些都是很浅层地抱着功利主义的目的在学习。这里我讲一个我一生的遗憾，我在《书屋》杂志上发表过这篇文章，可能很少人看到，这是我跟我们历史系一百零一岁高龄的刘绪贻老师的对话，这篇对话讲了我们切身的经历，想以此来告诫现在的年轻人。

我一生被一个错误的口号所误导，我家在农村，从小就希望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到城市里来。所以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就听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口号至少从初中、高中到大学都引导我的学习。大学我本来希望读的专业是南京大学天文系，但是南京大学没有录取我，武汉大学化学系录取了我。所以我在到文革以前，到大学毕业，到去苏联留学，我都是抱着“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直到留苏以前，我一本小说都没有读过，一本人文社科的书都没读过。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毫无用处的书。我学习化学的课学完了我学物理的课，学完物理的课我就去学水利水电。1953年我到武大后，正好武大的水利学院独立出去成为武汉水利学院，后来改成武汉电力水电大学。你想，统计力学和物理学我学过，工程力学我也在水利学院学过，我当时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真正地“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不害怕。” 这误导了我的大半生，至少是前半生吧。

后来是偶然的机会，应该说我当校长是个偶然的机会，不是没有别人可以当，只有我当。历史的误会把我推到这个岗位上，我才感到我学的那些数理化都毫无用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醒悟，人文社科的知识比如哲学，人文学，心理学，史学，社会学是多么重要。于是我重新读，我读的书可能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没有读过，国外注明经典的教育名著我都读过，我读过25本经典著作。你们能发现，现在有一个怪现象，世界最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哲学家，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与斯宾塞等，这些人都是哲学家。西方所有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根本不涉足教育，这就是中国的悲哀。在我看来，哲学跟教育学是相通的，哲学就是追求真理，追求世物的本源；而教育则是教育学者去追求事物的真理。先要产生哲学，后期才能培养杰出人才。但是我们所有的哲学家都不涉足教育；而在西方，所有的哲学家为了研究教育都办了实验学校，罗素都办了实验学校，杜威办了杜威实验中学，柏拉图办了柏拉图学园，黑格尔办了黑格尔中学……这些人都办了学校，因为他只有办了实验中学才能推行他自己的理念，这是本源。

由此我希望同学们，虽然现在你们不一定再抱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但是死守一个专业的思想是有的：选一个好的专业，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你们一定不要死守一个专业，知识面需要宽一点，文理兼修，学文科的懂一点自然科学有好处，你想，纯粹一个文科班出身的学习哲学的人有一个天然的缺陷——你怎么追求事物的本源？你不懂。像我们中国大部分的哲学家，至少是七十年代以前毕业的，基本都是文科班出生的“科盲”，他们怎么能研究真理呢？他们只能研究政治，他们不能研究哲学。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不要拘泥于一个专业，学什么跟你做什么并没有关系，用两个英文词汇解释——一个是“job”工作，一个是“career”职业，我们经常有很多人搞不清楚，你找一份工作是需要的，但是你找的一份工作可能是挚爱的，也可能是你不挚爱的，所以你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你就可以追求下去，当做你的“career”；如果你找一份工作不是你钟爱的，那你就去追求你的“career”，没有关系。很多人分不清，之所以在工作上没有成就，碌碌无为，就是分不清我的工作和我的事业追求之间的区别，怎么办。很多这种例子，有个我们武大77级的毕业生，在美国成为了杰出的营养学家，在药物研究方面有杰出才能。学经济的成为了营养学家，学哲学的成为了历史学家，你们一定要分清楚工作和事业之间不一定是等号的，有划等号的也有不化等号的，是一致的你们就去追求；如果这份工作不是你们喜爱的，你们可以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追求你们的挚爱。我见过很多学生，我们武大有个历史学的学生他找了一份工作但不得志，于是他业余还是在研究历史，看很多很多资料。所以怕就怕在你不是一个有心人，只要你是一个有心人，追求下去就一定会有成就的。

学生：老师我想问，您觉得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先生：大学的本质就是启蒙，智慧。人生有多次的启蒙，不止一次的。我们从朦胧初啼时是启蒙，我们进大学还是启蒙，我们的个性得到解放，我们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我们的智慧也得到了解放，这都是启蒙。所以我认为大学的本质是启蒙，我们在这一方面从来不引导学生，指导学生，所以学生都不会学习。智慧就是指学以致慧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改变我们的大学。

这一届武大换了新校长大概你们都知道了，他到我家里来拜访我，希望我给他提一点建议。他是从中科大来的，学的专业是空间物理，他跟我说，他学的专业很窄。我说这可能是个问题，你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我希望你把教学改革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大学领域改革是决定我们科研人员质量的关键措施，也是伴随各所大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一个大学和另一个大学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你的教学是不是有特色。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是一副面孔，没有个性，没有改革。于是我讲了我被免职当年制定的武大第二个“五年改革计划”，他很感兴趣问我第二个“五年改革计划”是什么。而我第一个“五年改革计划”是改进教学制度如学分制、插班制那些，第二个“五年改革计划”就是改变课程体系，现在的课程体系太陈旧了，都还是三百年前工业革命时候形成的物理、化学、数学这些体系，凡是经历过大学的人出去都知道这些都是无用的，但是又是必须要学、必须要考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珍惜他们的青春才华把他们的最富有朝气的时光用在他们最需要学习的东西上呢？

所以我主张把现在陈旧的课程体系所改变，我总的原则就是：百分之四十的学时要学方法课，百分六十的学时是学习知识型的课。笛卡尔是一个天才，他是法国人后来去了荷兰，他既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又是当代哲学的奠基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意思是“方法比知识重要”，原话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那么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大学课程设置将绝大部分的学时用在教授方法课，比如说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创造思维法、人类文明史、科学技术发明史、创造工程学、创造设计法等等，这一系列的课程多得很，为什么我们不去创造不去开辟？所以现在没有人去做。应该说大学改革课程比中学容易，因为大学没有统考了，别说没有统考了——高中有个英语统考，你不学高考怕吃亏——应该说大学是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有不同的课程体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没有。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各个大学的特色，才能决定培养优秀人才的质量关键。他听是听了，但能不能做就不知道了。

学生：那您觉得这个大学课程体系老是改变不了，是因为什么呢？

先生：那时候我在文科设置了五个实验室，在座的有一个武大哲学系的学生，你们哲学系现在没有实验室吧？之前有认知实验室、心理学实验室等等，现在只剩下心理学实验室。我设置实验室是因为我受到了启发，我到法国去参观的时候，在巴黎一高校有个认知实验室。他们引我参观的时候对我说，你站在这个机械前面，给你五幅画，它马上知道这五个女孩中你喜欢的是哪个女孩。这就是他们的心理实验室。

由此我受到了启发，为什么我们不办设实验室呢？为什么我们的文科学生到现在都只会纸上谈兵，讲什么章句，这已经落后了。经济系我设置经济实验室，要求学生要进实验室研究经济；新闻传播学院我设置新闻传播实验室，法学院哲学院设置模拟法庭，我们现在好像也有模拟法庭，但是跟美国的不一样，美国耶鲁大学模拟法庭有权判决一般的民事案件，它的判决是有效的，所以美国大学法学院他们是真刀真枪的有法官、审判官、庭长、书记员、辩护律师……这些都是由学生扮演，但是确实是真正有效的，我们就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所以我那时候就准备在武汉大学文科各系都普遍设置实验室，现在更有条件，现在经费多啊，多的不得了，我当一个校长一年经费包括教师工资、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基建费只有三千八百万。2013年武大百年校庆吃喝了三千八百万，现在武大的经费一年是六十五亿，现在的经费多的不得了。增加经费是好事，但是也为贪腐腐败提供了便利。

学生：校长好，刚刚您提到八十年代为什么会有这样民主自由的学风时，您谈到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自由环境，我们在座的都是九十年代生人，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最好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就我个人感觉而言，现在的社会环境其实是增加了更多的压制，我们那种“真刀真枪”改革的可能性是更小了，但是您又提到我们必须做个革新者。这样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和这个时代的潮流可能有一点点的冲突和抵触，那么我们要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改革的现状，以及在现在潮流中我们怎么做到个体的追求呢？

先生：你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我来自山东的济南大学。我们基本都是外地的。

先生：从那么远跑来的？你们都是吗？你们辛苦了。

学生：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改革环境比较好，现在的改革环境比较差但又不得不改，作为个体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浪潮是吧？

先生：这个问题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们改变不了现状，我们谁都改变不了现状。怎么办？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大一统的体制。什么叫大一统体制呢，就是国家教育部垄断了一切教育的资源。第二个，一切的政策管理规定都必须一致的，这就是“政出一门”，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你再千呼万唤都改变不了，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也有记者、同学南来北往地找我不少，也有问这个问题的，我回答说，办法是有的，我也不悲观，办法就是，有一个历史规律，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一定地步之后就必须改变，这是我不悲观的理由。

就像我那学生说的，改革没有好下场，但是后人还是会遵循改革者的道路，比如说这就跟我们现在很多校长不去研究教育的这个问题有关，也跟我们很多大学校长的知识结构有关，他们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留学归来的博士、教授、博士导师，或者是院士。就像上海有个人文学家王元化先生所说，现在都是一些对人文科学盲无一知的人当校长，你说这个大学怎么办得好？这个是王元化的原话。应该说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那么校长怎么赋予这所大学灵魂？那要产生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但这些他们都没有，他们是学工程学系的院士，他们所具有的都用不上，也可以说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行情。

美国现在有个密涅瓦大学，是以罗马神话的智慧女神的名字命名，这个大学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查莫斯，也就是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他的合伙人是美国沃顿商学院——那是很有名的一个院长发起的，得到了美国一大批学者以及财团的支持。这个学校是“四无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教师、不上课、不收学费。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形式，它就是采用了我们中国的游学制，你们也是游学。我们中国的文人们都是在游学中成长的，像孟浩然、杜甫、白居易等，他们都是在游历当中学习的，密涅瓦大学就是模仿古代的游学制，它的总部就是在加州旧金山分校建了几所房子作为管理办公室，不上课，通过网上录取，第一届招收了三十个人。第二届招收一百二十个人，没有校舍、没有教师、不上课、不收学费，就是需要学生去世界七个城市去进行游学，中国也有录取的学生，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可能你们以后有幸也可以被这个学校录取，去世界各地，在游历中学习。

你想这样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不成为世界通用的人才？在游历当中才能学知识、你看看美国大学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中国的大学还在茫然不知，还在争大学排名，争规模，你有多少个院士，我有多少个院士，真的毫无意思。虽然北京大学跟武汉大学跟别的大学在教育水平上可能有差别，但是办学模式、办学风格却没有半点差别，一副面孔。你美国有巨型大学，也有超小型的学校；有单纯研究某个专业的学校，有男性学校、女性学校、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他是多种多样的，而我们就是一副面孔，都争“大”，这助长了形式主义的产生。

汉字本来就是形式主义，都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都是由“望形而起意”，汉字就是象形文字，所以汉字助长了我们是形式思维，所以国外大学“university”，学院“college”他们没有大小的区别，在中国的学院跟大学就有大小的区别，所以都要改成“大学”，谁愿意当学院？各地的资源都给了大学，这就是搞形式主义。美国大学办学几百年来没有哪所大学改名字，我们中国的大学天天改名字，你这不就是追求形式吗，这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巴伯森学院从来没想过改名字，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它都不改名字，巴黎还有一个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简称巴黎高师。说句笑话，改革开放后巴黎高师来到北京准备招收学生，北师大一听，说你是专科学校。他们都不知道巴黎高师牛到什么程度，它有11个诺贝尔奖获得者，8个菲尔茨奖获得者，每年只招收两百个学生，而且这两百个学生不发文凭，你要文凭去别的四年制学校注册。所以一旦进入巴黎高师之后，不为发文凭发愁。

所以我们国家教育部，说实在的，权力很大，但是却无所作为。美国加州大学教育学家马丁·特罗贴了一个大学教育三阶段：精英化教育、普及化教育、大众化教育。我们现在都同步走，一大众化了都大众化了。武汉大学现在可能六七万人，北大要不是因为校园面积的原因肯定也会接近武大这个人数，全国最大的是吉林大学，有十万人之巨，这都错了。北京大学要是我去当校长，首先砍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学生数量不能超过五千，只有这样你才能培养精英。北京大学每年招收上万人，你怎么培养精英？用李政道先生的话就是“精英教育就是一对一的教育”，就像朱光潜先生一样。现在所有大学都上万人，上万人怎么培养精英呢？所以培养这样的人就像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了，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是小规模的。

教育部就不明白，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就必须培养高质量的，还要淘汰，不是进来就行了。同一批录取线上来的人后来分化都十分严重，进来的都必须经历淘汰，不服精英教育的都先淘汰出去，这样才能培养精英人才。教育部不明白，动辄就是上万人大学，作为领导人心中无数不清楚，这就是最可怕的了，耽误了全国怎么办呢？我后来在报纸写关于中国大学的定位，一没有定位所以就乱窜，也不应该允许普通大学设置博士点，美国大学博士学位实行快三百年了，到现在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大概只有三百二十多所，而我们中国有五百多所，所以我在说，应该把中国大学的博士学位点砍掉三分之二，不过没人听，都是滥竽充数，这也博士那也博士，这差别就太大了。

学生：校长您好，刚刚提到学习不能局限到自己的专业上，也不能局限到学科上，要采取一种博实通雅的教育方式，那么您觉得，怎么处理“博”和“专”的先后顺序呢？

先生：其实我最近写过不少的文章，我建议大学生，包括准大学生也就是高考生不要受专业的误导，今后的成功成才不决定于你学什么专业，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我大概今年找一个时间写一篇文章关于大学生怎么面对自己的兴趣，但是现在还没有思考清楚，因为我知道现在高中生考大学志愿的选择受干扰很大，一部分是班主任的建议对你们影响很大，班主任跟你们朝夕相处多少年，给你们提的建议；一个是父母之命，搞经济的父母一定希望孩子学经济，这不都是那些悲剧吗——“马加爵杀人事件”，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学习经济，他的父亲逼他读经济，结果失衡了就杀人了；第三个是随大流，看周围同学报什么我就报什么；第四个赶热门，什么专业热我就选什么。大部分都是这些情况，当然也有少部分是出于同学们真正的喜爱，也有但是我估计不多。

你怎样看待“博”与“专”呢？进入大学之后不要把所学专业看得太重，其实大学不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说大学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这是个误导，大学只是普及高等教育。我们国家现在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我们的大学就像是普及中等教育一样的普及高等教育，就是这个作用，不可能培养出专业人才。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他专业选定要成为这个专业的人才至少十五年，毕业后还需要十五年，只有十五年才能成为一个专门的人才。所以大家要认清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你们的挚爱，你们真正喜欢的东西。至于说大学以后怎么再学习专业，这个平衡我觉得还是要你们自己选择。要做到“我选择我所爱，我选择我做主，我的命运我自己主宰”，你只有做到这个程度，那你就感到无悔了。

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喜欢这个专业是可以自由转专业的，现在武大不知道还能不能转。如果能允许你们转专业，你们就转到你们喜爱的专业。如果不能允许也不要遗憾，通过考研，在实践工作中自学。我研究出来一个规律，只要具有高校文化的人，哪怕就是小学六年级的人，都具备自学能力，都可以不上学了。真的，当然，没有哪个人敢去实验，我小学毕业了我就不去上学了我自学，没有哪个人敢，但是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有很多例子，比如齐白石，在世界上是集诗词、书画、书法、金石为一体的大师，只读了两年小学。他的诗写的很好，比那些研究生写的都好，那都是他自学的。1996年安徽有个学生叫赵文生，一天校门没进过，他没钱上学。他爷爷是云南初小的小学教师，小学辅导他一点。他从小自学到高中，高考考了634分，当年被中科大录取。我有很多例子，只要有高效都可以自学，当然自学是一个艰苦的思维过程，你要有恒心、有毅力，要掌握自学的方法，所以如果不行你就自学，你喜欢哪个课你就去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