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凌晨两点，这老头又蹲在墙角点火。”监视小组的记录员低声向值班队长汇报。时间是1983年，一场围绕“李家琪”三个字的拉网收捕正在悄悄推进。
街坊们记得，这位拄拐的李老先生笑容和蔼，遇见谁都先开口问好，还常常把自家那台罕见的彩电摆到窗边，邀请孩子们来“开开眼界”。看似普通的善举，却暗暗给他赢得了一层保护色——谁能想到，一个喜欢给邻里送点点心的大爷，竟在深夜烧毁胶片与密码纸？
事情的转折始于1980年春节前后。大耳胡同36号的住户写了一封署名“邻里”的举报信，投往分局。信里提到：李家琪白天无固定工作，却能出手阔绰；夜半烧纸烧物已成习惯；偶有口音明显的外地人登门，逗留不足十分钟即离去。最扎眼的一句是：“他烧的不是普通废纸，有时能闻到胶卷糊味。”公安立即将此信归入情报处涉外间谍线索档案，编号“J83－07”。
档案调取程序一启动，办案人员的眉头就锁住了。李家琪，男，一九二四年生，国民党军统旧编制人员。1947年潜入晋察冀边区刺探情报被获，1950年经人民法院判刑15年。1965年改判无期，1975年依据战犯改造政策留场就业。1979年以“腿疾复诊”为由返京。旧档案摊开，简历几乎是完整的谍报教程。分局不敢懈怠，报告很快直达市局，批示只五个字：立刻侦控。
侦控第一步是“摸底”。李家琪实际落脚在五叔家，挤一间不大的北屋。腿脚不便却天天出门，其行踪路线十分固定：上午兜到东交民巷政府大楼周边，午后改道到西直门几所涉军单位外的公交站，“散步”一圈后才摇回胡同。特工们都清楚，固定路线往往意味着有人等着收货或递货。
第二步是“切口”。切口来自他的继女仇云妹。1970年代末，仇云妹从兵团回京，被分到中国农业银行监察司。她负责文件收发、机密封存，正是情报人员最渴望结识的“黄金钥匙”。李家琪与仇母相识不足半年便闪电结婚，接着就对这位继女嘘寒问暖：送药、买衣、添家电，甚至把香港商场里挑好的英语磁带托人带回北京。邻里以为这是稀罕的好继父，公安则看得汗毛发直：这是老牌谍报员最常用的“人情饲料”。
1981年，第一份绝密试探性流出。中央特赦战犯政策文件被拍成微缩胶片，通过一位代号“相材”的交通员带往香港。交通员回港时捎来一封肉眼几乎看不见字迹的密信——需用药水显影——上面写明奖励五千港币。李家琪把钱送进继女手中，口风很紧：“单位奖金，多攒着，买套房给你妈养老。”在仇云妹心里，这位继父已和亲生无异；在情报处的监控材料里，却记下了“亲情利用已经完成”。
1982年盛夏，突破口终于出现。仇云妹经手《中央绝密文件汇编》，李家琪再三暗示“拿回来帮我长见识”。她深夜夹带带出，一进家门就交在他手里。李家琪立刻关窗、拆下台灯灯罩当临时光源，用135相机逐页拍摄，拍好后把胶卷塞进茶叶筒——那是他与敌台约定的信号容器。论谨慎，他挑的茶叶味道都相同，只换标签，为的就是万一盘查能以“自己信奉喝同一款茶”为由蒙混。
然而再老练的特务也难躲全天候布控。1982年国庆前，交通员“相材”准备离境，被机场检查扣下。他携带的胶卷直接暴露了李家琪的代号、密码本、资金往来。线已断，敌台还没来得及补位，市局决定提速收网。
1983年1月，香港方面换了女性交通员——蔡苹——乘机来京。她的出现立刻进入公安的监控镜头。双方接头的当晚，侦控组确认地点、人物、录像齐全。蔡苹走后，李家琪把敌台任命书烧成灰，又清点了新到手的五千元港币和一摞人民币，随手记进小本。更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在笔记上用毛笔工整写下“北平站站长 承蒙厚爱”。
不到五日，蔡苹在返程路上被控制。讯问刚开始，她还以为“只是违反出入境管理”，当审讯员摊开那卷暗格胶片，她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配合度瞬间满格。根据蔡苹口供，抓捕时间定在1月29日晚八点。行动队蹲守在胡同口，灯还未亮，李家琪独自拄拐回来，看到两名民警迎面而立，他微怔一秒便明白一切，脱口而出：“文件在柜子里，钥匙也在身上。”
审讯历时三昼夜，李家琪交代：1979年至1983年间，通过继女获取82份绝密、55份机密文件，总字数逾二十万，照片底片近百格。他对笔录很少辩解，倒是反复强调一句：“做这一行，手段都得狠，不带感情。”说这话时，他神情淡漠，仿佛谈论旁人。
案发后，仇云妹因泄密被判刑；李家琪则以间谍罪、反革命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两年后，依法减为二十年。至此，敌台多次发出的无线电呼号再也无人应答，北京电波监测站在记录本上画了终止符号——一条沉默的横线。
有意思的是，抓捕结束后，大耳胡同的街坊才恍然意识到，那台常年播放《红楼梦》的彩电其实是间谍经费里价值最小的一件物品。同在一条巷子里，白天的热情寒暄，夜里的暗火胶片，只隔一堵薄墙。历史有时就如此冰冷，刺骨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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