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1日清晨，贵阳城东还蒙着薄雾，押解队列的脚步声踩碎了露水。围观人群里有人觉得诧异——这次被押到刑场的，只是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却让省城的反动当局摆出前所未有的声势。行刑队伍中央，林青的双腿被木板夹住，正被两名士兵架着，他肩旁的刘茂隆面色憔悴，却依然抬头望天。短短几个月前，两人的名字还隐在电报暗号里，如今却被凶手高高挂在布告牌上，意在震慑地下党。就在这最后一步路上，一场比子弹更尖锐的选择题已被悄悄做出。
追溯到七月的一个闷热夜晚，贵阳监狱深处灯火昏黄。看守董亮清在巡逻时低声开口，只说了一句：“同志，我能救走一个人，得尽快定夺。”这句话像火星落在干柴上，瞬间点燃了牢房里所有可能的变数。林青与刘茂隆面面相觑，尚未回答，走廊转角的锁链声已提醒他们，讨论时间并不多。
林青早年在毕节读书时，就以画笔与三尺讲台宣传抗日。1929年，18岁的他卷入工人夜校，总喜欢把“自由”“平等”写得大大地贴在黑板上。一到夜深，他便领着几名学徒，用粉笔在城墙上画红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带着学生唱改编的《松花江上》，几句歌词被当局视作“煽动”。1933年初冬，林青回到家乡，在梨花巷一间小书社里组建毕节最初的党支部，暗号是“借书看山水”。白色恐怖里，亲人被捕，故宅被抄，但他在支部会上仍然摊开手掌表示：“怕，就别走这条路；既然走，就别怕。”
贵州的地下党组织并不算庞大，却分外机敏。林青接任省工委书记后，把原本零散的联络点用“邮差制”串成网，夜间传递情报，白天混迹书场、茶楼收集口风。1934年底，贵州已秘密建立十余个支部，发展党员四十多人，“三人行、两人知”是他立下的铁规矩。正因这张隐秘的网，中央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才能先一步了解敌军配置，四渡赤水的灵活调动里，也埋着贵州同志暗递的地图与密码本。
另一端，刘茂隆则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印刷店伙计。1931年秋，日军轰炸闸北，他在救火间隙捡到几本《新青年》残页，从此对马克思主义欲罢不能。翌年10月，他在法租界一家开明书店做学徒，利用暗格邮筒转运传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的生涯令他熟悉城市阴影中的每条弄堂，也练就沉得住气的性子。1934年冬，党组织调他回贵阳，代号“开明二号”，任务是支援林青，建立更安全的秘密印刷点。
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决定让贵州工委直接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1935年2月，林青携带情报潜赴遵义，与周恩来、凯丰等人短晤，再返回贵阳时身上多了一只用蜡封口的小竹筒——里面装着最新统一的电码本。此后几个月，刘茂隆配合林青，先后取得贵州“黔军”驻防图、滇军调动表，为红军夺取土城、娄山关提供重要依据。贵阳特务机关发现有“内鬼”已是五月，却久攻不破。
转机突如其来。7月19日下午，一名联络员被捕后变节，顷刻间泄露了中山西路秘密据点。冲进屋的特务闷棍一挥，刘茂隆当场被打昏；夜色尚未沉透，林青带十余人赶来开会，也悉数落网。深夜的审讯室里，辣椒水、老虎凳轮番上阵，林青的双腿被硬生生压折，仍吭声不出；刘茂隆肋骨断裂，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却只抿嘴冷笑。看守对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只要“改悔”，贵州日报版面随他们写；两人沉默以对，最终换来一道“择日枪决”的批示。
董亮清此时隐藏在监狱已近两年，他本名董汉臣，1927年在南京入党，因为交通线被破坏，与组织失联后被迫混入看守队。发现同伴落难，他不能再等。27日凌晨，他以送饭为名进入牢房，压低声音：“不信我，可提问。”短短一句，却让林青心中疑云稍散；董亮清随即报出1927年湖北潜江党的秘密会议代号，暗号正确无误，身份才被确认。“时间紧，每次放风只允带一个人，我得先救走一位。”这正是最难的天平。一段寂静后，林青说：“选刘茂隆。”话音落地，刘茂隆却咳声反驳：“工委书记走，我断后。”
商议不过十息，对话只能草草结束，为避免泄露，不得不保持争执表象。8月2日夜里，小雨淅沥，董亮清将两名犯人提去厕所放风，按约定，林青在门口高唱《松花江上》，以大声吸引岗哨；与此同时，董亮清用一把拨簧钥匙迅速打开另一侧铁门，将刘茂隆推进煤巷甬道。十分钟后，雨声逐渐盖过歌声，岗哨只觉厕所里动静乍止，回身查看时，林青已晕倒在水坑。刘茂隆则沿预挖水沟钻出围墙，随后被贵州工委成员秦天真接走，连夜转移至瓮安山区。
刘茂隆脱险后，立即整理案情，准备营救计划，奈何省城风声骤紧，忠实的交通员接连被捕，无力撬开监狱高墙。9月11日凌晨，监狱突然收队行刑，救援来不及部署。林青被押出狱门前，仍设法把两张写满密码的纸片塞进鞋底，希望有人能检出。行刑场上，他朝人群高喊“共产党万岁”，哨兵慌张封喉，一柄刺刀穿破嘴角，鲜血淋漓。剧痛中，他改用哼唱《国际歌》，歌声断断续续，却始终没有停。
枪声回荡后，贵阳北郊小岭岗新添一座土丘，简陋木牌只写“匪首林某”三字。两天后夜半，刘茂隆冒险折返，和几位工委同志挖出遗体，将之移葬黔灵山麓。墓碑上用粉笔写下“林青”二字，旁边还划了一个暗号圆圈——以示未完之事。几位同伴跪在墓前，泣不成声，却在天亮前擦去痕迹，只留下松枝作标。
1936年春，刘茂隆抵达陕北抗日根据地。他把写给林青的祭文寄往上海《作家》杂志社，并附信给鲁迅，希望“借先驱之笔，让更多人知贵州烈士之名”。鲁迅逝世前因正忙于《故事新编》无暇过问，稿件被辗转留存，直到1981年2月才在《贵州文史丛刊》第三期刊出。祭文结尾一句“青山不老，薪火自传”写得质朴，却叫不少阅卷人潸然。
1988年9月，贵阳市委党校内竖起一块青石碑，正面刻“林青烈士永垂”七字，背面尽列其生平与牺牲经过。时隔半个世纪，曾经被遮蔽的名字才归位史册。而那枚竹筒里暗码早已随战火更迭，但贵州地下党的血脉在新中国的每一次建设中仍能找到回声。今天，行走在贵阳街巷，偶遇“开明书店旧址”铜牌，或在黔灵山麓看到松树新翠，便会想起1935年那场无法回头的选择——一人赴死，一人突围，皆因信仰无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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