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9年，福建福州鼓楼的一间小办公室，来了一位中年妇女。
她穿着灰蓝色的旧布衫，领口洗得有些发白。
她从布袋里拿出一个存折，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收据，还有介绍信和身份证。
工作人员接过材料，看了一眼表格上写的名字：“烈属张烽”。
她没多说话，只说：“捐给孩子们。”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家常事。
谁也没想到，这笔1062块3毛5的捐款，其实是一位开国中将和他儿子的抚恤金。
更没人知道，那对父子，是在三年前的一场军机事故中双双遇难的。
事情要从1976年的夏天说起。
那年7月7日，福建东南沿海天色阴沉，海雾很重。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导航系统，军用直升机飞行靠的还是地形经验和目视判断。
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架从漳州起飞的军用直升机在穿越云层时撞上了灶山山体。
机体当场断裂起火，机上13人全部遇难。
其中一位，是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中将。
他已经60岁出头，是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将军，刚从内地调任福建不久。
那次飞行，他本可以坐指挥车随陆路前往，但他选择搭乘直升机，还带上了儿子皮国宏。
皮国宏，那时候才28岁，在地方机关工作，非现役军人。
这次和父亲同行，说是探亲也好，说是陪父亲下部队也行，反正没带公文，也没接到任务通知。
有人说他是临时决定登机的，也有人说两人好久没见面，正好借这趟机会聊聊。
谁都没想到，会是诀别。
事故发生得很突然。
地面雷达断联后不久，就有群众听到一声巨响。
等救援部队赶到时，山体已经被烧得焦黑。
有人认不出面容，只能靠残留的军服碎片确认身份。
皮定钧父子坐在机舱中段，据说座位卡住，根本没机会逃生。
当时正值“非常时期”，处理极为谨慎。
军区内部通报用了最短的语言：“执行公务途中 遭遇空难”。
媒体上几乎没有公开报道，只在一份简报上提了一笔，连名字都没写全。
说起来，皮定钧这一生，经历过太多战火。1930年代，他还是个15岁的少年，就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抗战时守过陕北，解放战争时南征北战，从安徽金寨一路打到福建。
他为人直爽，说话带浓重的皖西口音，不喜欢摆架子，常年下部队，基本不带家属。
他的儿子，从小跟着转战各地，后来考上军校，转业后留在地方工作。
出事那天，家里人还在单位打听他们的行踪，下午就接到军区通知，人当场瘫倒。
那年，张烽刚过50岁，一天之内，成了寡妇，也成了烈士母亲。
军区政工干部带着讣告和慰问物资上门。
一只搪瓷杯、一条新毛巾，还有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不厚，里面是五张百元大钞——皮定钧的抚恤金。
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将级别一次性补助是500元，不分战时还是平时。
至于皮国宏，因为不属军籍，抚恤标准由地方民政部门处理，最后批下来是200多块。
两笔钱加起来，还不到800元。
张烽没说什么，只是把钱存进银行，户名写的是“家庭专用”。
没多久，她在账本上记了几笔：“76年10月 购布两匹 做棉衣18元”，“12月 回金寨祭祖 路费23元”。
之后就没再写。
她拒绝了部队提出的立碑建议，说：“他生前不爱挂照片，死了也别张扬。”
1979年，国家调整抚恤政策，军区来信说要补发差额款项。
她点头表示同意，几个月后到账1062.35元。
这笔钱她没动，而是新开了个存折，写上“专项用途”。
三年后，她带着这笔钱走进儿童福利基金会，连家里人都没告诉。
那会儿的物价是啥水平？一斤大米三毛多，一台黑白电视要三百多。
可她没给自己添件衣服，也没给家里换个电炉，就这么悄悄把钱捐了。
基金会的老员工后来回忆：“她没哭，也没强调什么，办完手续就走了。”留下的那张收据，名字写的是“烈属张烽”。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她提起那笔钱。
几十年过去了，那架直升机的残骸早已清理，事故档案也封存在某个编号之下。
皮定钧的名字偶尔会出现在一些地方志或纪念册上，但那天飞行的具体细节，知道的人越来越少。
有一次，在清理老物件时，张烽的家人发现了那张收据。
纸已经泛黄，边角有些卷起，但字迹还清晰。
金额：¥1，062.35。
落款：福建省儿童福利基金会。
他们这才知道，那笔钱，是怎么来的，又去了哪里。
参考资料：
解方、周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福建省志·民政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民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
刘统著，《解放战争亲历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1976年漳州空难事故报告（内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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