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既然报名了，就别犹豫。”——1979年1月25日深夜，南京军区招待所里，电话线另一端的老军长语气铿锵。女儿成拂晓攥着听筒，心跳得飞快，却没再开口推辞。
中越边境的炮声尚未真正拉开，南京城里的夜色却已被紧张情绪点燃。军医成拂晓与丈夫同在六九六医院，前方需要医护，后方又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单位给出“夫妻可留一人”的通融，可两人都把名字写在了出征表上。问题很现实：幼子才一岁多。
就在她反复权衡时，父亲成冲霄的电话适时敲定了答案——“娃我来带”。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在子女耳中却重若千钧。他当过团长、当过师参谋长，如今是十二军军长，家里一屋子勋章，却乐呵呵地说自己要“当全职爷爷”。
不少战友听说此事，唏嘘又佩服：一位正军职干部，把前线机会让给年轻人，自己留下洗奶瓶、哄娃。可了解老成的人都不意外。他常说自己是“太行山的儿子”，骨子里那股子倔劲儿，比山石还硬。
1917年，他出生在太行山东麓石圪垴沟。家穷，仍咬牙读了几年私塾。卢沟桥枪声响起，他亲眼看到日本兵拎着刺刀赶村民，压抑的愤怒把少年推向了129师东进队。临参军，他把“鸿山”改成了“冲霄”——直冲云霄，那一口气憋得不轻。
随营学校、参谋训练队，一环接一环。百团大战时，他已经能独立绘制铁路封锁破袭图；战后总结会上，刘伯承指着他的标图说“用得住”。八年抗战、三年解放、两年抗美援朝，在太行、在淮海、在上甘岭，他从排到团，再到师参谋长，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几十年。
1955年授衔那天，他穿着新制服，领口上闪着少校的两杠三星。别人兴奋拍照，他却拉着战友嘀咕：“和平日子长不了，刀得常磨。”1964年晋升大校，又到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他重回十二军时，正赶上部队机械化改编，风风火火往阵地、靶场跑，比年轻参谋还拼。
1978年，十二军集中换发新式迷彩服，许多年青官兵第一次见到这位军长——个子不高，声音不大，却能一眼挑出沙盘推演里的漏洞。转年边境吃紧，他先打报告：如有战事，愿率十二军随时出动。但总参另有部署，他只能作罢。
战机没等来，却等来了女儿的参战申请。成冲霄失落之余，满腔骄傲。电话里，他把话说透：“国家用人，你们去；家里的兵力，我来顶。”紧接着，他要了时刻表，让老伴去买票。半个月后，拂晓带着俩娃和几包尿布颠簸到合肥老家，一进门就被安排拍全家福，“留个底片，图个念想”。
小儿子偏偏那晚发烧到39度。母亲忙着擦身降温，父亲却抬腕看表：“火车八点二十，不耽误。”拂晓咬牙系好军装纽扣，一步三回头地出门。站台上，父亲只说了一句：“前线见到红十字旗，就想想家里还亮着的那盏灯。”话音不高，却把所有不舍压进胸腔。
医疗队北移南下六天五夜，从南京到广西，再到边境一步之遥。列车窗外，炮光常在夜色中亮起，轰鸣像滚雷；车厢里药味与方便面味交织。行军途中，夫妻俩把药箱当枕头，轮流睡。当年老兵回忆：“我是步兵，他俩是医生，却比我们还少休息。”
抵达前沿医院后，每天五六十台急救手术，夜里常被担架声吵醒。越军炮击时，灯光全灭，只能借电筒照明。最险一次，离洞口爆炸不到五十米，碎石打得头盔咣咣响。拂晓回忆：“那刻我想，爸大概比我更理解这声音。”
后方的家并没清静。南京春节挂灯笼时，成冲霄蹲在厨房煮奶粉，怕结块，一只手不停搅，一只手翻日记：几点喂药，几点换尿布，记录比作战要领还细。他身上那件旧军大衣袖口磨出毛边，却坚持不换——省钱给娃买奶粉。邻居拎菜路过，总能听见屋里一场带着河北口音的“指挥”：左手托，右手拍，拍出嗝来才能放下。
信件成了前后方唯一纽带。一个月一次，邮差把加盖“战区”戳的信塞进十二军军部传达室。老成把信念成了好几遍才收起。他从不写“家里一切安好”这类套话，而是认真汇报孩子体重、牙齿数量。行文里偶尔插一句“老爹无恙，能吃三碗饭”，含蓄到极致。
6月初，医疗队撤回广州。回程的军列上，夫妻俩累到倚在担架上睡着。到站后，两人胸前各挂一枚“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章”，还没顾得细看，就先给父亲写电报：平安。
再见面是盛夏，孩子已经能蹒跚走路。成冲霄把孙子高高抱起，摸着纪念章说：“好，给家里又添两块钢铁。”他没多谈荣誉，也没讲当年战功，只把那两枚小小的金属放进皮箱，与百团大战奖章并排。
很多年后，成拂晓谈起这段往事，语气仍带敬佩：“战争让我明白，父亲最讲原则，也最懂取舍。”而对于那位曾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老兵来说，真正的告别不是枪声，而是把前线的机会给年轻人，把后方的责任扛在自己肩头——既是军人本色，也是父亲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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