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上午，怀仁堂授衔典礼结束后，孔庆德把中将军衔盒子塞进公文包，转身就钻进一辆吉普。车轮刚滚动，他忽然自嘲地说一句：“本来以为自己拿个大校就够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出身起义部队、16岁就上战场的老红军向来心气高，却极少把官衔当回事。对他而言，有没有星星，在战场上、在工地上，都是一句话——“给我时间，我给你结果。”
时间快进到1969年8月，国防工办的热线直通武汉军区。电话那头只传来一句简洁的命令：“焦枝铁路，代号四〇〇一，工期一年半。”孔庆德放下听筒，长出一口气，他明白这条从焦作到枝城的战备铁路不仅是交通大动脉，更是特殊时期“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的生命线。渴、累、缺机械，都不是借口，完工日期写在军令状上，不兑现就是失职。
同年11月，第一声开山炮在河南南阳九里山响起。孔庆德把指挥部安在隧道进口的帐篷里，随身只有一套军装和一支红蓝铅笔。设计院给出的工期表写着“隧道贯通需要十五个月”，他看了一眼，反问：“要是从山顶打25个竖井斜井同时作业呢？”技术员愣了三秒，连连点头。九里山工期硬是压缩了一半，从此，工程口流传一句话：孔总指挥问一句，设计方案就得减一天。
铁路跨越汉江时，一座桥是绕不过去的难关。原设计只放了一条铁轨，旁人劝他“先保通车，公路以后再说”。孔庆德却皱眉摇头：“等以后？到时候汽车堵在江这边，怪谁？”于是，他拍板在两侧加伸臂公路。设计处直言至少半年才能重新出图，他抬手把烟一掐：“半年？五天见不到方案，所有人回原单位吃大锅饭去。”一句话把全组憋在图版前通宵达旦。第五天傍晚，一套参考武汉长江大桥、缩比改动后的蓝图摊在他桌上，于是襄樊汉江铁路公路两用桥——后人口中的“襄樊大桥”——正式定型。
100多万民兵、3万多技术工人被编成“25个师188个团”。隆冬腊月，孔庆德和他们同吃窝窝头，同睡地铺。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手：“站在工地心里踏实，坐办公室我不安心。”1970年7月1日，焦枝铁路全线通车，比计划提前了整六个月。汉江一桥的公路面只有双向两车道，可那时汽车稀少，谁也没料到未来交通量会像洪水一样猛涨。
1990年10月，一个阴天。孔庆德已是离休的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应邀到襄樊视察地方建设。车队驶上当年的大桥，正逢上下班高峰，货车、摩托、自行车挤成一条长龙。市里一名负责同志压低声音嘟囔：“桥当年修窄了，二桥又缺资金，交通老大难啊。”那语气里多少有点埋怨，毕竟老将军在场，或许能帮忙向上反映。
第二天汇报会上，孔庆德静静听到一半，突然插话：“南京长江大桥宽多少？武汉长江大桥宽多少？”干部们被问住，还是照实报了数字。孔庆德再问：“你们打算二桥修多宽？”对方讪讪：“经费有限，只能比现在宽一点。”话音未落，他猛地起身，声音并不大却透着劲：“我1969年手里没几分钱，用拼图纸的法子把桥修成这样，你们今天财政条件比那时候强十倍，却还想打折扣？”屋里顿时安静，擦汗声此起彼伏。一分钟后，他重新坐下，语气缓和了些：“想修二桥，先算清楚账；够钱就修大一点，别让下一代再骂咱们抠门。”
会后，襄樊长虹大桥项目加快了审批。几年后，新桥顺利通车，宽度是老桥的三倍。那名曾在车上抱怨的干部后来回忆，说自己“被将军一句话点醒”，才知道基建一旦缩水，后果得由子孙去补课。
翻回孔庆德的履历，他既是“孔大炮”，也是出了名的“铁任务”指挥官。黄河洛阳大桥开工时，施工方说“十个月只能竖两墩”。他问：“一共几个墩？”答“十三”。他挥手下令全部同时动工。缺人？调民兵。缺料？地方支援。结果八个月通车。有人总结他爱“压工期”，可再难的工程也没出过质量纰漏——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死规矩：“速度快，也得经得起震动、经得起洪水。”
不得不说，孔庆德的“强力”风格并非与生俱来。1931年六安兵变，他还只是138旅的小兵，跟着营长魏孟贤起义。枪响那一夜，他扛着老旧汉阳造，在黑夜里奔跑，耳边充斥杂乱的口令、刨开的泥土味。后来的川陕苏区，他学会了两件事：一是打仗要算日子，二是修路要算秒钟。也因此，1955年授衔时他自评“大校足矣”，因为在他脑海里，军衔不等于完成任务的能力。
晚年再有人问起襄樊那座“大桥为何窄”，孔庆德只轻轻摆手：“那时能把铁路、公路都挂上去，已经是极限。时代在走，桥也该跟着长。”一句话听来平常，却把责任推回到后辈肩头——经济条件不同了，眼光也得放远，不然二十年后仍旧埋怨“路太窄”，岂不重复昨天的故事？
孔庆德2002年病逝。汉江边的老桥依旧日夜承重，长虹大桥也已车水马龙。过往司机或许不知道桥名背后的故事，但那座当年“拿武汉长江大桥图纸剪一截”拼出来的钢筋水泥，还在替人们记下一个老兵的倔强：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有了条件，就把它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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