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4日凌晨三点整，老王，子弹还够吗？”火力点里传来一声夹杂四川口音的呼喊。那一夜，上甘岭537.7高地北山被大雾罩住，志愿军的两个连正在雾中硬扛美军七个营的轮番冲击。双方炮火犬牙交错，岩石被炸成铁红色，空气里弥漫硝和血的味道。
此役背景无需过多铺陈：停战谈判迟迟无果，美韩军队急于在战场上制造筹码；志愿军则必须用寸土不让的姿态压住对方，大规模阵地战被压缩成夺一垄土、守一排坑的拉锯。部队番号是第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二营五连，兵员不满百，却要面对敌方成建制的机械化火力。这里，弹药是一分一毫地抠出来的，生命也是。
当天凌晨，五连奉命抽调突击排进行反击。三班冲最前，班长倒在第一个探照灯射出的白光里。薛志高，二十一岁，简阳小伙，原本的副班长，顺势爬上石包继续吆喝：“跟我来！”短促、干脆。突击排硬是顶着覆盖射击切开敌人前沿，拔掉三个机枪火力点，打塌一处简易工事。战后清点，仅三班便干掉二十八名敌兵。阵地暂时回到志愿军手里。
然而夜色刚退，敌方又调集炮群倾泻。薛志高被榴弹直接掀翻，双腿只靠皮肉相连，失血让他一度昏迷。另一侧，王合良同样被爆炸波及，弹片刮掉左眼球，右眼只剩模糊影像。两人稍后苏醒，阵地上已无其他声音。王合良摸索着低喊，薛志高回应，苍茫雾气里只剩这两声带血的乡音。
伤口简单包扎后，一个最现实的难题摆在面前：撤离，还是留下？高地反复争夺，援兵尚未抵达，若此时弃守，之前死守的意义立刻化为乌有。两人对视片刻，结论毫不犹豫——留下。断腿的薛志高无法移动，失明的王合良难认方向，于是他们以一种近乎荒诞却极有效率的方式结合：背负式战斗。王合良当双腿，薛志高当双眼和火力，二人成了一个临时“战车”。
午后，美韩步兵在最后一轮炮火急促覆盖后摸向阵地。烟尘中，一个诡异高大的身影突然竖起，枪口喷出连续点射。敌兵目瞪口呆，片刻后惊叫：“怪物！”随即四散。再定睛，才发现所谓“怪物”，是失明士兵背着断腿战友拼杀。对方心态瞬间崩裂：连这样的残兵都不退，中国军队得多硬？短暂错愕后，敌人恼羞成怒，火力全部倾泻到这唯一的“目标”上。
“老薛，再来一梭子！”王合良一步步蹚着碎石向前，照着记忆往掩体处蹿。薛志高压低声音：“左前方二十米，机枪！”随即扣扳机。几个敌兵倒下，机枪哑火。单凭听觉与嗅觉，王合良判断身边爆炸越来越密，就势扑倒，把薛志高压进弹坑，又拎起步枪顶住阵地右边。此刻，两人的制服大半被血浸透，却没有丝毫松动。
有意思的是，敌军后排的指挥官此时仍不相信阵地只有二人，频繁催促增援，担心中了埋伏。战术犹疑，反倒给两名重伤志愿军赢得短暂呼吸。遗憾的是，炮火第二次砸下时，双方距离仅数米，薛志高腹部连中数弹，已失去意识。王合良被同一轮爆炸震得踉跄，他摸到薛志高胸前最后一颗手榴弹，刚想拉弦，薛志高却在血雾中抬手夺过，沙哑道：“我来。”下一秒，手榴弹炸裂，将压上来的敌兵连同薛志高自己一并吞没。
震荡波把王合良掀出弹坑，他狠狠撞在岩石上，昏迷前只记得耳边一声巨响，和薛志高那句“我来”。数小时后，我军增援赶到，才在满地焦土中发现这个缠着绷带的失明士兵。他被抬下高地时，手里依旧攥着那支早已卡壳的冲锋枪。
王合良醒来是一周后的野战医院，右眼勉强恢复微光，左眼废失。医生告诉他：高地守住了。那一刻，他沉默很久，只悄声问：“老薛在哪？”无人答，他便懂了。此后，他不再提那座山，也不再提那场爆炸，直到几年后回国授勋，他在颁奖台上缓缓立正，用看不真切的目光向台下敬礼。军中授予二人特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对一个未到而立的年轻人而言，这份荣誉，是镶着鲜血与骨头的。
战后资料显示，上甘岭战役前后，志愿军在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地域同敌军展开主炮弹交互七十四万余发、航空炸弹五千吨的对射。按当时统计口径，每平方米泥土都被炮火翻动二十次以上。在这样的强度下，薛志高和王合良的“组合”堪称奇迹。然而奇迹并非来自超人力量，而是来自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信念：阵地在，人才有后路；阵地丢，背后便是国土。
多年后，某位美军随军记者在回忆录里写道：“上甘岭的混乱硝烟里，我最恐惧的一幕，是看到两个本应躺在担架上的中国士兵，拼出一个前所未见的战斗单元。他们的眼神，或者说，那尚能看得见的一只眼里，没有绝望，只有决意。”这一段被译成中文后，在不少指战员的老相册里夹着。或许比勋章更厚重的，是敌人笔墨里流露出的惧意与敬意。
1991年，王合良病逝，终年六十二岁。地方志里记载，他帮助创办了一所中学，校门口立着一块青石，刻的不是响亮口号，而是一行朴素小字：“你是我的眼，我当你的腿。”对于旁人，这句略显奇特；而对于经历过那场血火的人，它是最凝练的注脚——当生死只剩十秒钟的空隙，人能把自己与战友拼起来，变成一台仍在战斗的武器。这，就是那代军人的极限，也是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立足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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