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太过混乱，应该有人对其中关键点进行补充。该事件共有两个敏感点：吸毒处罚过轻、记录可封存。
针对于此，我们分别讲述。
先说吸毒处罚是否过轻。
中国的禁毒政策极度严格，也就让人在潜移默化中有“吸毒=死刑”的概念，其实这是误解。中国对吸毒犯罪一直是行政处罚为主，首次犯罪的通常处以十天以上的行政拘留，情况较严重的会被指定戒毒所进行戒毒三个月，情况非常严重的才会入刑。
这是因为禁毒政策的重点不在吸毒上，而在贩毒。涉及贩毒的犯罪群体是单一的、构成较为单一的，所以被抓都是死刑。而吸毒的犯罪群体比较复杂，且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所以对吸毒的量刑很轻。
在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吸毒者和贩毒者同罪，会倒逼吸毒者与贩毒者站到同一战线上，反而加大了执法难度。吸毒轻量刑，也是对轻罪者的保护，帮助其返回社会。但有吸毒案底的人入住酒店、出入境仍然会被警察带走尿检。
再说记录可封存。
有人认为是“公子爷犯事了”，这是无稽之谈。司法立法流程非常长，这次发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2023年就发布了第一稿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有一条涉及伤害民族情感的服饰的条例还引起过舆论讨论。2024年6月28日又发布了修订草案，再次向公众征求意见。该法二审之后又经过一年，才决定在2026年开始施行。
这部法的一大核心是“轻罪化”，这个理念出现得更早。“轻罪化”在2015年就开始讨论，2021年司法系统着手推进，2022年最高法的十年主题会上开始吹风。所以，关于公子爷或天龙人的相关舆情都是谣言。
为什么要轻罪化呢？因为这是中国社会迈向成熟必走的路。
我们都知道乱世用重典的典故，这是因为在乱世时，政府组织能力相对薄弱，承受犯罪的能力有限，极易导致民生危险，所以必须用重典。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的治安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遍布大街的摄像头和全新的警力组织形式以及宽广的社会经济体，已经将暴力犯罪的成本无限拔高了。
一个数据是，2013年到2021年，全国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犯罪数量下降了超过三成，2021年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中，近85%是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轻刑案件，当年的两会上，最高检检察长也表示过中国犯罪结构明显变化了。
严重暴力犯罪下降的同时，轻罪却在迅速上升，帮信罪、危险驾驶罪（未逃逸）、小额盗窃、交通肇事（无逃逸、无重大伤亡）等轻型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尤其以帮信罪最为典型，近年猖獗的电信诈骗导致国内出现一批有意或无意参与了网络诈骗的犯罪，比如将银行卡、电话卡租借出去。
这些犯罪在没有造成重大危害，且初犯偶犯的情况下，是可以被定为轻型罪，给予改过自新机会的。
轻罪可封存也不是打开制度的口子，而是补上缺口，中国司法一直是“轻罪重刑”，这个观念是现代司法体系的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观念。
2021年4月，最高检推动了“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轻罪化开始出现，地方司法进行了许多探索，这个政策的成果之一就是这版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吸毒行政处罚是合理的、一贯的；轻罪封存政策是正确的、正在推进的，首次吸毒的行政处罚也是轻罪的范畴，自然被列入了《治安管理法》。这两个点过于特殊，相互碰撞再加上添油加醋，就导致了现在的舆论。在这件事上，唯一不对的就是各部门、媒体没有做好吹风和引导工作。
写这篇话时我很犹豫，因为我一直致力于让“温竣岩”尽可能独立，不受外界信息干扰，然而，我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五线城市，这个城市是一个交通发达、经济落后、多民族聚居、民风彪悍的小城，它在某个时期是金三角毒品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所以我亲眼见证过毒品猖獗的后果和禁毒人员付出的努力和血汗，也正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就此舆论发表看法，以正视听。
吸毒记录可封存是针对轻罪、首犯的特殊政策，它是合理的，同时也是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所有吸毒、贩毒犯罪的政策。对待此类可能造成严重舆情和社会影响的事件，所有参与人员都应保持理性、冷静，对事件进行完整而充分地阐述，表达立场，杜绝只言片语的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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