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7日午后，德州专署刑场外围挤满了闻讯而来的群众。刽子手并未先动手，而是让宣判书高声诵读，罪名明确指向一个名字——邢仁甫。就在枪声响起的两个月前，北京前门也上演过一场不动声色的“抓捕秀”，主角正是邢仁甫的死党潘特。
把镜头往前推回6月2日，肖华的吉普车塞在前门大栅栏熙熙攘攘的人流里。车速慢得像蜗牛，他随意朝路边扫了一眼，随即心头一紧——那个脏兮兮摊贩的侧脸仿佛刻在记忆里。车刚停稳，他已跳下去，低声喝道：“潘特，别装了！”短短一句话，让卖烟人腿一软跪倒当街。围观者不明所以，只见士兵迅速将人押上车。
为何肖华能在人海中精准锁定目标？答案要从1943年的雨夜说起。那年6月30日，新海县大赵村笼罩细雨。冀鲁边军区正在召开侦察通信会议，主持人黄骅副司令员刚听侦察股汇报，屋门忽然被推开，周云峰端着帽檐往里探头，随口问了句“邢司令有电报吗”。不到三秒，穿蓑衣的数名黑影闯进屋内，枪声夹杂雨点，黄骅连同四位干部当场中弹。警卫员扔出唯一的手榴弹炸退凶徒，却没能挽回黄骅的性命。
冀鲁边区很快锁定两条线索：行凶主力是手枪队长冯冠奎，幕后疑云指向司令员邢仁甫。这位“草头王”出身的指挥官与黄骅素有嫌隙，三次暗杀未遂后终于借刀成功。毛泽东收到报告，用电文写下“此案非同一般，务必彻查”八个字。自此，冯、邢二人被通缉，冯冠奎负伤潜逃沿海，邢仁甫则死守望子岛，自建“后方基地”。
同年7月，独立团团长冯鼎平暗中递交一份密电：“邢司令欲叛，语曰‘干部顶牛，先崩了再说’。”山东分局得到情报，命刘其人星夜赶赴垦区，连夜布置四道封锁线，只求不流一滴无谓的血。计划原本顺利，却被特务王爱芝空中三枪示警，邢仁甫趁乱裸足逃进高粱地，之后混入天津租界，先给日军递投名状，又打国民党牌，官帽虽换来换去，命运已写下句点。
1948年冬，平津局面对解放大势，邢仁甫南窜北躲；潘特则识趣先行脱队，藏在北平城靠卖烟糊口，自以为天衣无缝。然而肖华对冀鲁干部的面孔熟得很——当年挺进纵队开会，潘特就在对面桌上记笔记。眼神这一对，身份露馅。潘特被押往山东，很快在德州同案人一起受审，所有供词全指向“主谋邢仁甫”。
1949年1月天津解放，邢仁甫逃不出搜捕网，被地下交通员堵在法租界一栋旧仓库。搜身时只翻出一本日记，上写“若事败，转赴香港，伺机再起”，可惜已经晚了。他被解往济南，案卷摞起半米高，军统、日伪、暗杀、拉兵——条条都够判重罪。判决书送达当日，他仅提出一个要求：“给我一支烟。”看守冷声回答：“黄骅将军没抽完这根，你也配？”简单一句，把他的求饶堵回喉咙。
与此同时，早在1945年就因反复横跳被日伪枪决的冯冠奎，尸骨无存。另一名打手陈二虎想投靠张子良，刚进城门便被机枪扫成筛子。叛徒的结局，大抵如此。
人们或许更关心黄骅的来路。1911年生于湖北阳新贫苦农家，15岁投身农运，18岁入党，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走过雪山草地，流尽汗也流过血。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晋西、冀鲁边区组织游击队，从几支散兵扩编到数千人的铁军。战功累累，却死于同袍黑枪，这正是组织必须彻底清算邢仁甫一伙的根本原因。
1951年春，冀鲁边军区为黄骅立碑，新海县大赵村重新勘定遇害旧址。碑文中一句话简洁——“为公捐躯”。再往后几十年，潘特那天在前门跪倒的场景偶有人提起，常有人摇头感慨：侥幸活下来的人，终究躲不过历史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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