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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收到三万元救命钱那会儿,第一反应不是松口气,而是叹了口气,说了句:“空头支票罢了。”你听着是不是觉得怪,这钱真金白银地下来了,怎么还说是空头?其实她说的,不是账面上的钱,而是心里的账。

那是1942年,四川李庄,山高路远,天一黑连狗叫声都没了。

林徽因一家五口人窝在一间屋子里,日子过得紧巴巴。

她从北平一路逃到这儿,屋子是借的,米是赊的,药是没有的,病是实打实的肺病,咳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觉。

梁思成把自己最心爱的钢笔拿去当了,才换回几斤米。

家里连米都买不起,屋外是战乱,屋里是咳血,这不是电影,是他们真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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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那时候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听说了林徽因的情况,急了。

他是个讲究人才的人,平时谁都不太搭理,这回亲自写信给代院长朱家骅,说得很直白:林徽因不只是梁思成的太太,她自己也是学问人,才气比冰心还高。

这句话不是挑事,是他真这么认为。

信送到上头,蒋介石批了,拨了三万元下来。

三万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物价飞涨,战时通货膨胀,这笔钱能顶上一个中等城市公务员一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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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到了,但林徽因却没笑,她在回信里说:“白吃了三十多年饭,总觉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兑现。”她不是矫情,她是真觉得,自己辜负了那么多年读书写字的光阴。

她生病太重,身体几乎垮了,觉得自己干不动了,觉得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她想做的事。

这一年,她已经在病榻上躺了四年。

李庄没医生,更没有治疗肺病的药。

她靠意志撑着,一边咳嗽一边翻书稿。

她跟梁思成一起搞《中国建筑史》,还用英文画图写《图像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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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自己的身体进了倒计时,但这点时间她也不肯浪费。

她书桌就在床头,咳得喘不上气也不肯停笔。

她说过一句话:“哪怕只有一点力气,也不该只用来活着。

这边是在战区写书,那边是朋友来信劝她出国治病。

美国的费慰梅写了不止一封信,说国外条件好,药也好,养一养还能活得久点。

可林徽因一封都没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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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家门口就是扬子江。”意思是,真到了退无可退的时候,她也不走。

她宁愿战死,也不愿逃。

这个时候,冰心在重庆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太太的客厅》。

文章没点名,但写的是一个太太,家里老办沙龙,总是男人围着转,谈文学、谈哲学,喝茶、聊天,就是不谈国家大事。

很多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林徽因。

林徽因那时候在北平住在总布胡同三号,家里确实常办沙龙,来的人都是文化圈里响当当的大人物,金岳霖、胡适、周培源都到她家喝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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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不是光请男人,谁有真本事她都请,她自己也真能聊。

冰心那篇文章发出来后,文化圈就炸了。

傅斯年读了之后很不高兴。

冰心是留洋回来的,也读了不少书,但她在抗战的时候选择了舒服,她在重庆的生活条件不差,写的东西也偏向日常。

而林徽因在李庄,住的屋子潮湿不通风,连咳嗽都没人搭把手。

相比之下,两种选择摆在那儿,对比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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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那句“才学至少在冰心之上”,不是随口一说,是他心里有杆秤。

1933年那会儿,林徽因和冰心其实关系还不错,两人在学校时是同窗,也是朋友,还一起拍过合影。

可后来走着走着路就分了。

一个选了留在战区,一边写书一边生病;一个留在后方,继续写温情散文。

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谁也没做错,但方向是自己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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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拿到拨款后,没想着自己过得轻松点,反而更焦虑了。

她觉得身体一天天差下去,怕再也写不出像样的文章。

她不是没野心,她想把中国建筑说清楚,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不是没文化。

那几年她几乎没怎么下床,整天就是书、纸、笔,咳了就停一会儿,不咳了继续写。

她把自己最后的力气都给了那几本书。

她死后埋在八宝山,墓前常年有人送花,有人自发修墓地的砖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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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儿子梁从诫也说过一句话:她走得太早,太辛苦。

离她墓地不远,是冰心的墓,样子也朴素,但人来得少了。

墓地什么样,不重要,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谁让人记得更久。

林徽因做了摘肾手术以后,身体更垮,但还坚持参与国徽设计的方案讨论。

她没把自己当病人,她就是觉得自己还没做完事。

她走得那年,还在修改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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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林徽因年谱》《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冰心全集》《梁从诫回忆录》《大公报》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