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上有个特奇怪的点：他最讨厌的亲人是祖父，但他一辈子的性格作派，偏又最酷似这位爷爷。这一点，或许他自己未曾意识到。有句话说，“你崇敬的人身上藏着你的品味与志趣，而你憎恶的人身上藏着你的原则与底线”，其实这话也不一定对，只因你腻烦的那个人，可能恰与你最相似，所以你才浑身不适。想世间太多父母子女就是如此，彼此看不顺眼，可又相似如一个模子，儒家所谓“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一山不容二虎，家庭中性格最像的亲人，往往最难合得来，很容易就“顶牛”上了。
“圣贤去人,其间亦迩”，是《世说》里的名言，鲁迅只怕也是如此。而且他可能还多加了一层，即既有“影响之焦虑”，又有“原生家庭”上的巨大创伤，必须通过“弑父（祖）”来完成自我成长，而弑的工具自然是笔杆子。鲁迅生前笔不停挥，日更上千字，却从未公开提过祖父周福清，哪怕一个字。《鲁迅全集》近700万字，遗稿亦近600万字，可愣是对祖父不着一字，俨然这人从未存在，可说就是有意的“弑”。鲁迅与父亲的关系就很好，屡屡形诸笔墨，而周家人上下乃至仆役、保姆、长工，甚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乡民，他都浓墨重彩写过，唯独对祖父三缄其口。可要知道，周福清是他们绍兴周家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好比巴金祖父李镛之于巴金，也是对青少年鲁迅影响最深的一个至亲，重要性超过周作人。鲁迅原名“周樟寿”就是周福清取的。而周福清作古时，鲁迅这位长孙都24岁了，生活介入是既深且巨的。说来说去，鲁迅这种奇怪的避谈心理，根源就是嫌恶，不屑也不肯道及这块“伤疤”。晚年周建人在回忆里也反复提到，“鲁迅与父母非常要好，但不大喜欢祖父”，“鲁迅不喜欢他的祖父”，彼此“感情不好”，“见面也很少”云云。
不仅是公开文章，即便在现实生活中，鲁迅也是绝口不言祖父，亲友们都知道这个忌讳，能不提就不提。周作人说，鲁迅1912年晋京住到绍兴会馆，这地也是周福清曾住过的，那里的老长班与之很熟，鲁迅一开始还喜欢找他聊聊，但那人为了示好，老讲“老周大人的故事”，鲁迅“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去谈”。最著名的反应，是鲁迅曾亲手将周福清的所有日记付之一炬，这是乃祖生前最重视的宝贝，也是他重要的“精神遗产”了。老周大人生前，有意效仿同乡名士李慈铭（热衷写日记也是晚清士人风尚），极注重写日记这事，持续写下几十本，近乎一日不落，弥留之际发高烧都还坚持补上。可鲁迅拿到手后，不假思索就付诸丙丁了。
从周福清自己的角度来看，他贵为翰林院庶吉士，好歹是个人物，生平经历与交游均非同凡响，所作日记是有分量的。这部连篇累牍的日记，也可说其惟一著述，勤勤恳恳写了几十年，必是冀望要么“贻厥子孙”要么“付诸刊印”的，以日记代著作也是彼时高知基操。他哪料到眼睛一闭，就让长孙痛下杀手，忍心烧了个一干二净。整个清代200多年，偌大绍兴府出进士500余人，翰林则并没多少个，周福清官运不佳，但着实是个人物。1931年，与来访的增田涉交流时，鲁迅也曾承认祖父“大概可说是有学问的人吧”，毕竟“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时经过国家最高等级考试的”。可鲁迅那一把火下去，着实是将周福清这人从历史上抹除了，来了一个彻底的“弑”，否则在当下可能就是杜凤治+越缦堂，是史学界双料网红，一堆博士抢着写《周福清日记研究》了。可怜后世还记得他这个名字，完全是拜孙子们成名所赐了，有点类似大众知道“王学典”，是因他让辛教授反复骂过，都是间接偶然出圈。
至于鲁迅何以这么不待见嫡亲祖父，过去多以为是周福清的那个“科场贿赂案”爆发，不仅将周家拖垮入了绝境，间接也导致了其父早死，更让他自少就受尽屈辱，所以迅哥儿终生无法宥恕。这个理由，细思还是很偏僻的。道理很显然，周家衰败固然是因周福清弄巧成拙，可周家兴旺发达到顶峰也是因“点翰林”的周福清，这一点鲁迅断不至于不明白。更何况，老周大人那个案子，也绝非他声色犬马自私自利而来，而是为了儿子前程筹谋，从自家立场上看，并无什么道德问题，鲁迅至多也就责老祖父糊涂，又怎会这般痛恨呢？这是说不通的。洋学者史景迁的恩师房兆楹也早说过，周福清那个操作，在晚清官场实数基操，“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其实就暗示周福清只是太不圆滑，让同僚给做局了。
近读李洁非新书《黄宗羲传》，发现连黄梨洲这般大儒兼遗民表率，晚年也不仅荐其子黄百家出仕，还到处找关系走后门，惟其孙子黄蜀通岁考关节，性质与周福清差不了多少了。又前段翻《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就发现这么一条类似的，汤大师当年也疑似为了儿媳考研四处请托，求门生破格照顾，留下相关书信，以至于其孙汤序波编这部年谱时，受托人还很疑虑要不要公布这些书信，以免铁面无私道之所在的“汤老师”身后声名有玷云云。由此想来，六朝何事门户私计，老来爱雏过爱身，任何时代都是人均贾平凹的，哪分什么“大儒”与“小读书人”。从当时情况看，周福清倒是主要输在手段不行，人脉不够，做人太方正了。毕竟还是老实人，不然完全可以“协助”儿子写出几篇大文，亦或直接代笔刊刻几部诗文集，然后曲线扬名的，就像当今学界文苑名流们都在玩的那样。
而且，鲁迅之所以这么讨厌祖父，我倒以为事情可能很简单，主要还是周福清这个人让他堵得慌，很多做派更让他无法接受罢了。都说“隔代亲”，他们是“代沟”更剧。比如我们从周家亲友一些回忆材料中可知，周福清是个不摺不扣的怪咖，性格很暴躁，情绪很不稳定，动不动就骂人，而且往往骂得很粗鄙很阴毒，周家亲友都很怕他，同时很讨厌他，尤其是在科考案发、丢官弃职、身败名裂、差点没命，进而穷困潦倒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性情更是难以捉摸。1903年，鲁迅订婚回老家，见到两个弟弟，自然欣忭无比，兄弟仨围拢客厅谈天，岂料周福清正好从房子出来，见此居然笑眯眯又怪声怪气抛下一句国骂，绍兴方言，大意是几个废物又聚一块了。那时鲁迅都20多了，还是镀金回来的洋学生，怎忍得过，气到掉头就走，恨恨有声（按研究者黄坚的推测，这可能也是周福清在表达亲昵，只是方法不当，适得其反，让孙辈误会了，盖周福清为人本就有爱开玩笑的另一面）。
这样的祖孙关系，问题自然还是出在周福清的怪异、严肃、不近人情，以及打压式教育方针上。这是过去的大家长作风，脑中时刻塞着一套“朱子治家格言”。周作人说，他小时被派去菜市场买菜，周福清都要勒令他必须穿上长衫，他就是实在受不了了，才一心想脱离家庭出外读书，跑南京投奔大哥去的。很显然，周福清这么一个似乎“鲁四爷”般的人物，没什么人情味，鲁迅当然不会亲近，会逆反，会瞧不起，会矛盾越积越深。也是据黄坚说法，周氏三兄弟里，要数周建人与祖父感情最好，他们相差50岁，周福清溘然长逝时，周建人才14岁，所以周福清留给他的印象，反倒是一个“慈祥而可爱的老人”，一点都不凶不恶了。而且，那个60多岁的周福清，不仅不会打骂小孙子，偶尔还会陪着玩风筝，会亲自操弄“戏棍”给他看，周建人就很感念这位祖父。也所以，当鲁迅要烧掉周福清日记，一烧就是三天时，也惟有周建人于心不忍，很想保下纪念，只不过他也服从大哥惯了，没有太坚持，晚年还很后悔。当然，近些年也有人爬梳过一点材料，证明周福清其实是较开明廉正的江南士绅，至少绝非“猾吏”，当官也挺正直谦和，从不作威作福，后来历史形象大有改观，正如萧红父亲也在日渐得到“平反”一样。周冠五也说过，周福清实际是“色严而不厉”。
鲁迅不肯原谅乃祖，最为重要的一点，当是周福清私生活不检点，正妻之外，前后还有过三房妾室。这在鲁迅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当初烧日记时，他才说里头记的都是“姨太太”，不值一哂。鲁迅一生，都有极强烈女性主义观念，这一点无需否认；他跟亲祖母蒋氏感情也很深，他老觉得祖母晚年境遇悲惨，根源就在“被遗弃”（颇堪玩味的是，现有材料表明，蒋氏是因为跑去“听床”，才遭致老周厌恶，绍兴周家几代矛盾似乎都围绕“听床”而起），这些都增加了他对祖父的反感。加上老周大人还是老派理学家作风，总觉得在家里得不苟言笑，时刻不假以辞色才对，自然不免神气活现颐指气使，对待长孙鲁迅更是严苛，甚至都有意拒绝亲近，只会斥责，矛盾长期积压下来，祖孙关系势同水火也就可想而知了。以老周大人的做派，大概率对鲁迅母亲的态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作为守寡儿媳惟有忍辱负重饮泣吞声而已。可要平心而论，周福清在那个年代，那个身份地位，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比如我眼下正在重翻的《金陵生小言续编》，作者固然博学多才名教授，可据我所知也都是四婚+了，甚至我还道听途说南大某“世界第一”系诸儒人均婚数2+，可能逼近3，这种新时代高知滥婚风气与晚清翰林周福清们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呢？可这样的祖父，新知识分子鲁迅就无法原谅。1904年6月，介孚公卒，鲁迅也没回家奔丧。
可事情的最吊诡之处在于，鲁迅最怨恨祖父，可他的性格作派又分明是绍兴周家里最像周福清的，俨然“隔代遗传”。这一点蹊跷，其亲友都纷纷谈到过，周建人文章就明白提及，只是含蓄其辞，“他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鲁迅堂叔周冠五晚年受访也谈说，周家老辈都觉得鲁迅“脾气古怪”，最像周福清。周福清为人狷介，鲁迅也是；周福清好骂人，鲁迅写文更是最有名的峻急刻薄，文坛称刀笔吏；周福清当翰林时，朋友圈号称“滑稽”，胡适接触鲁迅后也说他“滑稽”,意即今人说的爱玩抽象，搞怪会开玩笑；周福清与原配继室终年无话可说，鲁迅与原配朱安亦是如此；周福清纳妾，周作人也坚持许广平只是妾室；周福清是日记迷，坚持写到了最后一天，鲁迅同样至死不辍于此，自14岁开始写日记，同样写到了临终之际，而且他会写日记又导源自祖父的教导....周氏三兄弟里，也就鲁迅是最像祖父的，此外两人都是性格很温和的，一板一眼。其实这也不奇怪，血缘至亲，基因作祟，更何况鲁迅小时的读书写作，多是周福清亲自指导的。正是周福清，塑形了青少年鲁迅。而鲁迅呢，某种程度上，自然也可说逐渐活成了他最讨厌的人，至少在很多面向上就是如此。他有不断的反省，却又克制不住。
当然，最令人感慨的是，据说晚年周福清脾气变好了，曾有意缓和祖孙关系。作人建人就与之关系不错，并无多大冲突，惟鲁迅始终耿耿于怀。后来鲁迅出外读书，偶尔才回家，老人很想套近乎，可鲁迅已经不愿理会，叫了也不去，再不肯见他了。1906年夏，他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某日家人欢聚一堂，周福清在侧室唤他，亲切地询问，“阿樟，日本社会情况怎样啊，和中国比如何”？据说鲁迅只丢了四个字，“没有什么！”，掉头就走。这应该是祖孙俩最后一次见面了。平心而论，周福清似乎也没待“迅哥儿”很过分过，最多也就是幼时“因为读书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责”（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但却永远得不到原谅了。
（参考资料：黄坚《桃花树下的鲁迅》；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
2026.4.1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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