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北京气温很低，西长安街上寒风呼啸。就在同一时刻，距离首都两千多公里外的南宁火车站，岑云端抱着随身的小提包，踏上了驶往北京的列车。几天前她刚收到赵淑琴从中南海拍来的电报，上面只有一句简短的话——“老人家盼你”。多年未见，再加之春节将至，她心里既激动又忐忑，车窗外的甘蔗林飞快掠过，她却怎么也睡不着。
列车到达北京是凌晨三点。赵淑琴早已守在站台，一见面就低声嘟囔：“主席天天问‘广西女儿’到了没有，我压力可不小。”两人迅速钻进轿车，街灯昏黄，北平的夜仍在沉睡。快到新华门时，赵淑琴递过一张临时通行条，上面赫然写着“接广西客人”。岑云端心想，不到二十个字，却包含了老人家的惦念。
门岗认出了赵淑琴，刷地抬杆放行，还顺口问：“这位小岑几年没来了？”赵淑琴答得干脆：“正好八年。”听到这句话，站岗的小战士愣了一下，自言自语：“八年啊，怪不得首长天天提起。”
拐过游泳池那条石子路，木门一推，暖气扑面而来。主席坐在沙发里，身旁摞着一堆资料，灯光把书影拉得很长。没等她开口，主席笑着扬声：“我广西的女儿来看我了。”语调依旧洪亮，只是尾音略微发颤。岑云端一时鼻酸，连忙向前，双手握住那双略显浮肿的手：“主席，我是小岑。”老人家抬头片刻，眼中仍闪着熟悉的光：“小岑，好！坐，先坐下说话。”
屋里只亮着一盏立灯，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主席示意赵淑琴去倒茶，转而问：“父母身体怎样？广西雨水多，今年矿山生产还顺利吗？”问题一个接一个，像查工作又像话家常。岑云端逐一回答，末了轻声附带一句：“学生们排的《欢腾的南国》给您寄了录像带，您要是眼睛不累，可以随时看。”
那时主席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能模糊看见人影，却难辨细节。听到“眼睛不累”几个字，他挥了挥手：“眼前像隔了一层雾，不过耳朵好用，你跳的舞我脑子里还能现出样子。”这一句轻描淡写，把屋里气氛带活了。赵淑琴端茶进来，笑道：“主席记忆惊人，连节拍都能哼出来。”主席顺势哼了两句《浏阳河》，仍是当年那股子韵味。
简单寒暄后，主席让工作人员把行李提到客房：“小岑留几天，不急着走。”岑云端本想推辞，又想起自己多年未陪老人家，便答应下来。那晚她躺在西厢房，听见外面钟声敲了十下，寒意却在被窝里慢慢散去。
第二天起，主席照常批阅文件。用餐、服药、散步，全按医生和秘书组排定。空隙时间，他让岑云端坐在旁边聊天。聊的内容从广西山歌到《史记》再到清末西南边务，跨度极大。主席突然提到岑春煊：“你姓岑，和他八成同宗。”岑云端点头：“父亲说过，祖籍在南江村。”主席满意地笑：“你看，壮族子弟，骨子里有股韧劲。”
晚饭后，工作人员提来几挂鞭炮。主席示意点燃，说是要应景。鞭炮声炸响在空旷的院落，火星四溅，几棵玉兰树被映得通红。主席靠在椅背，侧耳细听，嘴里重复一句：“热闹，好！”
在京逗留第五天，医疗小组找上门，通报手术的前期准备。唐由之用最通俗的比喻向主席说明：“就像换了一块蒙灰的玻璃片，需要把雾擦掉才能见光。”主席听完，不等医生劝说，自嘲一句：“老屋子翻修，总得动锤子。”会后，他把岑云端叫到书房：“手术可能痛苦，但我撑得住。你先回广西，别惦记。”岑云端急道：“说好隔一年再来，这回您可不能变卦。”老人家故意逗她：“要是违约，你拿一百斤猪肉来补偿。”她爽快答应：“猪肉我出得起。”
离别那天，北京下起了小雪。出门前，主席托人拿来一本《红楼梦》竖排本，扉页写着“毛泽东赠广西岑云端同志”。他摸着字迹对她说：“字歪了，你别见笑。”岑云端把书贴在胸口，没再说话。汽车驶离中南海时，她隔着后窗，看见主席的身影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雪花落在黑色外套上，没有人敢去替他拂去。
一年后，即1975年7月，她依约再赴北京。此时主席已长期卧床，双眼几乎失明。警卫员张玉凤领她进屋时提醒：“主席今天情绪不错，你别太难过。”果然，老人家先开口：“小岑，小赵来了？快到跟前来。”岑云端上前，握住那双能摸却不能看的手。她忍住眼泪，轻声说：“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主席嗯了一声，转而低吟：“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他解释，这是清人严遂成的诗，写的是李克用自叹老去，“我也老了，可你们还年轻。”
屋内一时寂静。赵淑琴将药杯递到主席唇边，他喝了两口，语气突然转舒缓：“日子还长，你们不用陪我伤感。”说完便聊起广西早茶，说起贺州糯米糍味道好：“若眼睛见光，再吃一次。”一句“再吃一次”，让两位女兵嗓子同时哽住。
1976年9月9日清晨，广播里传来不幸消息。此时的岑云端在广西艺术学院上早课，学生刚做完压腿动作，校园高音喇叭忽然停顿两秒，紧接着播出颂歌《东方红》，她的心顿时沉到底。前后不到半小时，她请假回宿舍，打开那个暗红色行李箱，静静翻出《红楼梦》那本竖排本。薄薄一页扉页，墨色仍旧发亮，落款却成永诀。
自治区很快组建赴京悼念团，名单里特地写上“岑云端”。她随同代表抵达人民大会堂，当白色菊花铺满灵堂中央，她第一次感到双腿发软。有同行的老战友想扶住她，她摇头拒绝。简单鞠躬后，她走到花圈旁，轻轻放下一束淡黄剑兰，标签写着：广西岑云端敬挽。没有更多言语，也再无机会言语。
从那以后，岑云端很少公开谈起与中南海的旧事。在广西艺术学院，她只是普通的舞蹈老师，备课、排练、带学生参加汇演，日复一日。偶尔有人问起，她顶多说一句：“毛主席改过我名字。”其余只字不提。那本《红楼梦》一直锁在书柜深处，纸页因潮气卷了边，封面却被擦得极亮——仿佛那一幕仍在眼前：灰蓝色冬装的老人，把书递到她手中的动作缓慢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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