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网名：文生民创——同人老师
毛齐华搬家到大连湾路乾信坊后，他的主要任务是装配无线电通讯设备，并负责五名学员的上门家教。
因其上线乐少华来接头时，被两个脱党分子跟踪，“我又迁到了跑狗场附近的华德路友邦里东1弄61号（今长阳路640弄61号），仍旧从事装配收发报机的任务。”
1931年冬，程祖怡一家按组织要求，带电台从古拔路余庆里搬来，与毛齐华一家同住，“（程祖怡）继续与国际台通报。”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毛齐华与程祖怡将电台打进行李，乘出租车进入租界，住进旅社。
战事结束，毛齐华在大沽路437弄20号租下一所房子，毛齐华一家住楼下，程祖怡一家三口住楼上“负责收发电报。电报密码是由李竹声的妻子沈谷兰负责联系接送的。”
胡大海（陈庆斋）的叛变直接导致两任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胡敦云（胡均鹤）的被捕叛变；
苏成德的投敌，直接导致上海临时中央常委卢福坦、法南区委先大启、沪西区委朱秋白等人被捕叛变，后来掌管临时中央密电码的李敬永、朱子纯夫妇也是落于他手；
庄祖方的被捕叛变，直接导致王云程等人被捕叛变，使团中央第三次遭受大破坏，唯陆定一侥幸得脱；
原中央委员余飞、徐锡根、徐炳根也相继被捕叛变……
中共临时中央、团中央、江苏省委接连遭到严重破坏，使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们倍感压力。
帅孟奇的被捕，直接促使临时中央下决心将中央机关向中央苏区迁移，因为帅孟奇住的地方，恰恰是张闻天的工作联络点（而帅孟奇却是一个坚强无比的女汉子，她被灌煤油等酷刑折磨，弄瞎了一只眼睛也坚不招供）。
张闻天、博古、陈云、杨尚昆等人先后于1932年底和次年初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简称上海中央局），由安徽寿县人李竹声担任书记。
秦曼云继邓颖超、黄平、李敬永之后，成为掌管机要密电码的重要人员，李竹声的爱人沈谷兰成为电台和机要员之间的交通员。
一天， 沈谷兰通知毛齐华，他们的住处有可能暴露，需要尽快搬家，毛齐华和程祖怡两家人又从大沽路搬到高朗桥广场，程祖怡仍负责国际台。
1934年6月27日早上，沈谷兰紧急赶来，通知毛齐华说“昨天阿竹（李竹声）在马立斯村书记处开会时，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被捕了。电台的具体地址阿竹不知道，但他可能晓得大概方向。电台要马上转移！以后我不能来了，组织已另派一位广东来的女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毛齐华和程祖怡吃惊不小，赶紧搬家，两家分头租房居住。
这次与程祖怡一家的分开居住，成为毛齐华一生最大的幸运事。毛、程两人的命运轨迹就此分叉，运行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轨道上，一个成为近乎完美的胜利者，一个成为改姓换名的变节者。
人生命运之炯然不同，有时就如这般，仅仅只是一步之差。
假如老龚（熊国华）能始终如刘钊那样恪尽职守，不贪杯误事，假如李竹声警惕性高、不盲目信任“进步青年”马驼铃，或许就不会有自己的被捕，或许就能避免上海中央局的三次大破坏，更不会导致这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捕被毁。
但是，历史和现实是从来没有假如的，正如人生没有后悔药、回头路，还是让我们回到残酷异常的现实中。
在这场国共隐蔽战线的生死大搏杀中，中统实行的“细胞”战术（即将培训过的特务或变节分子打入中共内部进行卧底，待摸清中共内部情况后再进行集中破坏），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杀伤力最为巨大。
中统特务鲁思远伪装成进步青年马驼铃，先使丁玲、潘梓年被绑架（因是在租界被中统抓捕，所以又称被绑架），后又骗取李竹声信任，成为潜伏在李竹声身边的“细胞”，中统上海区根据他的密报，在探明情况后决定实施集中破坏。
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捕人，必须要将案由、搜捕地址等事由形成文字材料后交到特区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设在租界的第二分院、第三分院），经特区法院签署盖章后，方可在租界巡捕的配合下进行联合抓捕行动，抓捕结束后需经特区法院审结，再宣判是否办理引渡，此即租界是国中之国的由来。
中统“列出重要机关20多处”后、在采取行动六小时前，才由肃反专员季源溥将协捕文件递交给特区法院，以防泄密。
而在特区法院，又确实有中共的卧底，能在这里潜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郁达夫的胞兄郁华（特区法院刑庭庭长）起了关键作用。
老龚是上海中央局特设的警报员，他唯一的任务是守在家中，接受卧底的报警情报，并及时向联络点和领导报警。
如暂时离家，卧底也有备用钥匙，会将情报放进指定的带有暗锁的抽屉中，老龚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抽屉，检查有无情报。
当特区法院的卧底急如星火的将情报送到老龚那里时，屋内无人，卧底按约定将写有抓捕行动时间和地址的情报放入抽屉中。
老龚买了酒食回来，却没有打开抽屉，一人独酌独饮，酩酊大醉后酣睡至天亮。
而就在他酒醉酣睡之时，暗探特务与捕房巡捕对租界20多处住宅进行了搜捕，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中央局秘书长李德钊、掌管密电码本的机要员秦曼云等18人被捕。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侥幸逃脱的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盛忠亮，成为继李竹声之后的第二任上海中央局书记。
各方信息汇集后，老龚成为此次破坏事件的最大失职者，组织要对其进行严厉处分，而老龚竟铤而走险，投身敌营，做了“细胞”。
刘仲华获得线索后，为防再遭大破坏，经盛忠亮批准，红队决定在昼锦里谦吉旅馆对老龚实行制裁。
联络员向老龚传递纸条，让他用“熊国华”之化名住进旅馆，等待中央局领导人前来接头谈话。
熊国华入住后，六名红队队员到达这里，两人在门外警戒，两人在大厅接应，祝锦明与第一次执行任务的主射手胡陵武上楼。
祝锦明敲门后听到一声“门没锁”，祝便在房门口警戒，心里恐慌、情绪紧张的胡陵武，推门进入房间即开枪将熊国华击倒，却未近身补枪而仓皇撤出。
熊国华被送到仁济医院急救，竟然被抢救过来。
这让盛忠亮惊恐不已，因熊国华知道盛忠亮的住处，生怕熊国华带人来抓他，于是给红队下达七天内必须击杀熊国华的死命令。
邝惠安遂亲自出马，带领孟华庭小组在经过细致侦察和周密策划后，决定由赵轩担任主射手，邝惠安带其他队员分三路警戒接应。
昼锦里旅馆枪击案后的第十天，赵轩手持鲜花扮成探视病人的富商，按侦察好的路线来到熊国华的病房，从花束中掏出手枪将熊国华一枪爆头，并击杀一名法籍巡捕、击伤一名华籍巡捕。
此次刺杀事件又轰动上海滩，红队越加成为租界捕房、中统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真是恨到了咬牙切齿、必欲除之的地步。
于是侦骑四出，暗探密布，“细胞”活动，通缉布告贴满大街小巷。
叛徒苏成德深知红队是叛徒的最大克星，欲保自身安全，必先要除去红队这个心腹大患。
他利用“细胞”张阿四混入红队的契机，首先盯梢跟踪了红队成员赵轩，经多日的跟踪、监视，红队成员逐一被发现、跟踪，住址被侦查、锁定。
这成为邝惠安领导的红队全军覆没的开始。
李竹声、秦曼云等在1934年6月被捕，虽在“被捕后不久自首”，但两个秘密电台仍没有遭到破坏。
上海中央台与苏区中央的最后一次通报时间是1934年8月16日，国际台与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联络是在9月初。
很多文章说，盛忠亮的住址是李竹声供出的，也有说是中央台负责人王有才被捕后供出的，而红队是盛忠亮被捕后供出的，本文采信的是中共叛徒、中统特务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中的记述：
“行动特务廖克运在侦查共青团中央训练班期间，途中偶然发现了盛忠亮的行踪，于是放弃原来的任务，跟踪盛忠亮，终于侦查到盛忠亮的住址，并在他家守获了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
这个武子明，就是程祖怡！
程祖怡在被捕变节、加入中统后改名换姓为武子明，程祖怡是这样被“守获”的：
盛忠亮被捕时，取走衣帽架上的礼帽戴上，特务认为这极可能是警号，于是从盛头上取回礼帽，依原样将其挂好。
程祖怡来与盛忠亮接头，透过窗户见礼帽依旧，推门而入后，即被蹲守的特务扭获。
随着程祖怡的被捕，两个秘密电台和备用电台几天之内即被彻底破坏。
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中接着写道：“武子明被捕自首后，上海区又破坏了整个电台，报务员及密电员等5人被捕，搜缴收发机3台，无线电器材多件。”
陈风在《中统完全档案》一书中也说：“程祖怡被捕之后立即叛变，供出了许多党内同志，结果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全部受损。”
庄祖方是团中央第三次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程祖怡则是上海秘密电台的终结毁灭者。
毛齐华的回忆录记载，程祖怡是在路上被逮捕的，被捕后“在严刑之下，程供出高朗桥电台旧址（注：毛、程两家最后的合住处）。敌人去搜查，但见室内只有少数家具，不像住人的样子，回来继续对他严刑逼供。程终于供出家属的住址和电台设备。第二天，程引着敌人来到电台的新址。”
但这段描述只提到国际台，并没有提及中央台和备用台，且毛齐华对此也是听刘仲华所说，所以记述不详。
根据《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事件补遗》（以下称《补遗》）一文的记述，再结合陈蔚如的《我的特务生涯》，可以推断，程祖怡在招供出自己负责的国际台位置后，还招供了自己常去的秘密联络点。
于是，正如《补遗》一文的记述，10月5日，中统特务和法租界巡捕“根据密报”，联合对麦其路（今乌鲁木齐中路）麦其里34号进行搜捕，逮捕了徐宏达（即黄文容回忆文章中的沈子修）一家，“搜缴了许多文件及中共中央财务会计账簿，白区机关支出记录资料”
事后证明，这是上海中央局的财务中心和秘密联络点。
“10月7日9时30分左右，自称是陈炳生的人进入屋内后……遭逮捕。法租界警察撤离徐宏达住处后，对被捕共产党员严刑逼供。陈炳生叛变供出秘密无线电台地址设在公共租界华盛路同乐坊122号。”
10月8日晚10时左右，“在同乐坊122号逮捕章雅范，查收无线电台。”
章雅范被捕时自称是无线电技师，被带到捕房审讯后，供出“自己的住处是公共租界欧家路存德坊52号。”
在那里也搜出短波无线电台和通讯器材。
“几处收缴的无线电台器具有：在华盛路押收的无线电台是发信机两组，收信机一组；欧家路押收的无线电台是发信机一组，收信机两组。这两处的无线电台可以看出是购入部件而组装的。主要作为上海和瑞金、上海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使用。”
这里的陈炳生极有可能就是中央台负责人王有才的化名，而章雅范则可能是备用电台的负责人（由于这段时期的史料少之又少，用的又都是化名，只能勉强写成个大概并作了些合理推断，欢迎指正）。
至此，程祖怡台、王有才台及备用电台全部被破坏，“活动4年之久的上海地下党电台全部均遭破坏。”
中统特务毛兆椿在其《中统电讯机构的方方面面》中记述：“特工总部所属的上海区，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破获了，还逮捕了中共上海地下电台人员五人。经过隔离拘留，关押在反省院内管教，以后五人叛变，参加了中统侦查电台的工作。”
这叛变的五人中，程祖怡更名为武子明，王有才更名为陈文彬，后担任中统密电研究室的正副主任，专事侦查、破译中共密电；译电员杜卓强更名为王文斌，被中统评价为技能高超的好手。
曾任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的黄玠然（黄文容）对此次大破坏也有如下回忆：“1934年10月5日至12日，由于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理经费的沈子修、管理电台的周秀珠（罗登贤夫人）、第一第二电台台长王有才、程祖怡、译报员杜卓强等10人被捕，损失了7台收发报机和一大批电讯器材，上海、苏区、国际间的电讯联络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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