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9日，德国柏林一家医院里，不到三岁的彼得闭上了眼睛。
这个大眼睛、长睫毛的小男孩，本是诗人徐志摩的次子，却在短暂一生里没得到过一天父爱，最后因为没钱治病走了。
谁能想到，写出“轻轻的我走了”这般温柔诗句的人，对自己的亲儿子会如此冷漠。
没出生就被下了“淘汰令”的孩子
1922年，张幼仪在德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她满心忐忑地告诉丈夫徐志摩，换来的不是期待，而是一句冰冷的命令，让她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当时都吓懵了，她听说打胎会死人，可徐志摩的回应更绝情，说有人会因为火车事故死，难道就不坐火车了。
这段对话我第一次看到时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父亲怎么能这样对待未出世的孩子。
后来才明白，当时徐志摩正疯狂追求林徽因，张幼仪和这段包办婚姻，都是他追求自由爱情的绊脚石。
而彼得，就是这块绊脚石上最碍眼的存在。
张幼仪在德国无依无靠，丈夫又这般绝情。
她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徐志摩如此厌恶。
其实她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那段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婚姻。
徐家父母需要一个儿媳，可徐志摩想要的从来不是她这样的妻子。
无奈之下，张幼仪还是坚持生下了孩子，取名彼得。
可孩子出生没多久，徐志摩就匆匆赶到德国。
他不是来看望儿子的，而是来办离婚手续的。
办完手续，他挥挥衣袖就走了，留下张幼仪和襁褓中的彼得，在异国他乡面对冰冷的现实。
如此看来，彼得从出生起，就成了父母婚姻悲剧的牺牲品。
只见过一面的父亲和带枷锁的母爱
彼得这辈子，只见过父亲徐志摩一次。
就是那次离婚时，徐志摩瞥了一眼这个瘦小的婴儿，没有任何温情，仿佛只是在确认一项任务的完成。
之后，徐志摩就彻底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
这边彼得在德国艰难成长，那边徐志摩在国内过得风生水起，和林徽因、陆小曼的感情纠葛成了文坛热议的话题。
他写下《笑解烦恼结》，庆祝自己摆脱了包办婚姻的束缚，字里行间全是解脱，却从没提过那个刚出生的儿子。
对比同时期的梁启超先生，徐志摩真算不上合格的父亲。
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和关爱，在近代文人里是出了名的。
而徐志摩，把所有的浪漫和温柔都给了诗词和心上人，对自己的骨肉却吝啬到极点。
作为母亲，张幼仪并非不爱彼得，可她的爱带着太多枷锁。
婚姻的失败让她长期抑郁，她甚至不愿给彼得喂奶，因为看着孩子就会想起那段伤心的过往。
本来想好好照顾孩子，可抑郁的情绪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她，让她难以施展母爱。
张幼仪在德国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只能寄住在二哥朋友刘文岛夫妇家。
为了面子，她还得谎称是身体不舒服，在徐志摩游历期间暂住。
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她白天大多时候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经济上的拮据更是让她雪上加霜，连给孩子买营养品的钱都得精打细算。
更让人寒心的是徐家的态度。
彼得本是徐家的血脉，徐家在江浙一带是有名的富商，产业涉及酱园、钱庄、丝织等多个领域。
可当张幼仪写信求助医药费时，徐家只寄来200美元，之后便没了下文。
很显然，在他们眼里，这个离婚后出生的孙子，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徐家后人。
留声机里的慰藉与3岁生命的终结
1924年初冬，一岁半的彼得开始上吐下泻，呼吸都变得困难。
张幼仪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小肠里有寄生虫，病因是喝了不新鲜的牛奶。
医生建议带孩子去瑞士治疗，那里有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可瑞士的治疗费用，对当时的张幼仪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她四处求助，却没人愿意伸出援手。
徐家的冷漠让她彻底失望，她后来回忆时还说，若是徐家父母见过彼得，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
搞不清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明明有能力救孩子，却因为所谓的家族体面见死不救。
彼得的病情一天天恶化。
他白天晚上都睡不安稳，不用力就没法呼吸。
一开始吃不下肉，后来连面包和汤都咽不下去。
小小的身体迅速消瘦，肚子却肿得越来越大。
张幼仪和朋友朵拉只能用留声机播放音乐，安抚痛苦中的孩子。
没想到彼得对音乐格外敏感，只要旋律响起，他就会安静下来，还会拿着小木棍当指挥棒挥舞。
这大概是他短暂一生里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邻居们还抱怨音乐太吵，可她们别无选择，这是让孩子减轻痛苦的唯一办法。
1925年3月的一个夜晚，张幼仪被彼得的尖叫声惊醒。
孩子抓着肚皮，用德文哭喊着“妈咪，彼得痛痛”。
张幼仪和朵拉赶紧抱着他冲向医院，可医生也束手无策。
几天后，也就是3月19日，距离彼得三周岁生日不到一个月，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是走了。
彼得死后，张幼仪忍痛将他火化。
一周后，徐志摩突然出现在柏林。
他看着孩子的骨灰盒，流下了迟来的眼泪。
本来以为他是真心为孩子难过，后来才发现，他只是为了躲避国内和陆小曼热恋引发的舆论风暴。
等风头一过，他又匆匆回国，把张幼仪和逝去的彼得再次抛在脑后。
彼得的悲剧，说到底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也是徐志摩自私的代价。
那个时代，很多文人追求自由爱情，却把最基本的责任抛诸脑后。
徐志摩在诗文中歌颂爱与美，现实里却对亲生儿子如此冷酷。
张幼仪后来走出了阴霾，成为成功的女企业家。
徐志摩则在几年后因飞机失事离世，留下了无数浪漫诗篇。
可彼得这个名字，很少被人提及。
他就像一颗流星，短暂划过夜空，很快就被历史遗忘。
毫无疑问，彼得的故事不该被埋没。
他用不到三年的生命，揭露了那个时代的虚伪与残酷。
个人自由的追求，从来都不该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
当我们吟诵徐志摩的诗句时，或许该想起这个从未被爱过的孩子。
他在病痛中离世时，会不会还在幻想父亲的模样。
这个被嫌弃的“多余”生命，值得被历史记住，作为人性与时代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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