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天，北京一家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味飘着，傅作义老人躺在病床上，连吃一口馒头都费劲，他总盯着窗外那棵梧桐树，一动不动，像是在等谁，可谁也不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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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天深夜，医院接到中南海的电话，周恩来总理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说，不管花多少代价，一定要拖住时间，可心脏监护仪还是拉出了一条直直的线，傅作义走的那晚，总理办公室的灯亮到天亮，值班秘书记得他坐在那儿，盯着傅作义的照片，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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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曾在战场上对打的老人，1949年就搭上了缘分，傅作义跟手下说周恩来这个人，处处都留着主意，这话听着像夸他精明，其实也带着佩服，就跟说一个下棋的，手底下全有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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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夫人刘芸生收拾遗物，从丈夫的旧皮箱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1950年开国大典，傅作义站在观礼台上，周恩来笑着朝他举杯，她擦了擦眼睛，决定搬出那套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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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天，邓颖超带着点心来了，这房子是组织给老傅的，你搬什么，她说着把茉莉花茶推到她面前，袖口还带着厨房的油烟味，每月初刘芸生总能收到一张红票子，从四十八块变成一百块，后来才知道，总理补上了之前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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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芸生去中南海送文件，碰上总理在花园里教小孙子背《论语》，总理看见她，笑了一下，把孩子推到跟前，说，叫刘奶奶，这是你傅爷爷的老朋友，那天夕阳很软，照得三个人的影子拖得老长。

如今刘芸生的相册里夹着一张泛黄的汇款单，她给孙子讲起这些事的时候，总指着那签名说，看，周伯伯连小数点都写得特别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