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的北京，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开场，主席台右侧空出一把椅子，空得扎眼。毛主席环顾会场，轻声问身边工作人员张鼎丞在哪里。没人回答得上来，会场气氛瞬间凝住。
张鼎丞此刻被通知不得与会，原因含混，其实外界心知肚明：他在福建的清正作风得罪了人。毛主席的话如同发条，把尘封的档案重新打开——“张鼎丞同志是领导闽西暴动、创建福建苏区的老同志！”一句话，名单被改动，椅子被重新摆正，一段被压住的经历重新浮现。
往前推三十九年，1929年的闽西山岭硝烟弥漫。张鼎丞在长汀、上杭组织暴动时，常用一句土话动员年轻人：“打土豪，分田地，大家有饭吃。”声音不大，却分量十足。短短两年，福建苏区初具规模，他与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保持默契，闽西成为中央苏区向东的屏障。
1949年8月，福建省全部解放。中央任命他担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有人劝他多留北京养病，他摆摆手：“福建人让福建人来管，更懂得乡里的门道。”到任第一天，他审阅的头一份文件就是“剿匪简报”。当时山匪林立，夜间劫掠成风，他定下硬任务：当年冬季见成效，来春必须肃清主要匪患。
执行起来不仅靠武装，也靠民心。张鼎丞提出“剿匪与减租减息并举”。干部下乡登记田契，边打土匪边替佃农减租。老乡们把粮食、情报和挑担的扁担都给了部队，匪患很快瓦解。冬天刚过，福建全省彻底通邮，交通要道上的岗楼换上了红旗。
匪患平息后，福建老区却饱受战火。1952年，他主持出台《关于老区工作的指示》，规定省里拨专款、专粮、专人。龙岩松毛岭一带，农民用这些救济粮熬粥时常会提起“鼎丞粥”，这是民间给他取的绰号，他本人却只字未提。
干部紧缺同样刺眼。福建刚解放那一年，他斥资创办人民革命大学，自己兼任校长。课堂上，张鼎丞喜欢抽验学生，“共产党干部第一课是什么？”有人答“枪杆子”，他摇头；有人答“路线”，他仍摇头。停顿片刻，他说，“是老实。”于是“老实”成了校训，从教学楼一直挂到宿舍楼。
1954年，他就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工作范围从一省扩至全国。到任第二周，他签发密令，抽调三百名政治可靠、法律基础扎实的干部充实基层检察院。有人抱怨指标太高，他的批语只有七个字：“关乎法统，不容松。”短短三年，全国检察系统成型，奠定了共和国法治雏形。
风云骤变在1967年。那年“五一”游行，中央礼宾单上有张鼎丞，却临时被撤。毛主席在天安门突发询问，谢富治忙去寻找。几小时后，张鼎丞站在城楼右侧，面色沉静。游行结束，他只同毛主席说了一句：“给您添麻烦了。”毛主席笑答：“改了就好。”对话极短，却传遍长安街。
10月1日国庆观礼，张鼎丞再次露面，此时流言已在京城发酵。谢富治登门谈话：“不要以为出来就没事了。”张鼎丞平静回应：“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段对话后来被传抄多种版本，但最可靠的说法就是这两句，再无其他。
会后不到一年，他被剥夺会议出席权。毛主席点名过问，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张鼎丞走进会场时，没有寒暄也没有致辞，只是挺直腰背坐好参会。有人注意到，他的出席证编号是用红笔重写的，可见更改之仓促。
此后局势依旧诡谲，他被隔离审查、被要求写检查，却始终未在公开场合自我否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老同志们酝酿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名单送到他手里时，他已卧病在床。他翻身坐起，说：“这个会我一定要去。”当天他靠搀扶走完整场，夜里咳血，但第二天仍在文件上签字。
1981年冬，北京气温骤降。12月16日凌晨，张鼎丞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终年八十三岁。讣告短短两页，没有溢美之词，却写上两行字：“闽西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奠基者。”这一评语与他当年的自白勾连——历史确实宣判了他的清白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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