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19日清晨，银川北教场寒风凛冽。数万名军民围成半月，目光全部锁在木台中央——戴着沉重手铐的郭栓子被押上法场。随着枪声回荡，他的名字随着尘土一起散落。很多人并不知道，五个月前的贺兰山腹地，一位深得蒙汉百姓敬重的老共产党员倒在乱枪之中，正是那一夜的鲜血，把郭栓子送上了绝路。
时间拨回到1950年7月30日。宁夏第一次党代会刚刚闭幕，45岁的曹动之骑马翻越贺兰山，准备赶回阿拉善旗继续他的民族事务。黎明前的樊家营子一片寂静，仅有远处骆驼铃声偶尔划破夜色。突然，黑影窜出，枪火骤起。曹动之和两名警卫迎战，弹尽人亡，临终前，他用匕首刨土掩埋文件，留下一句低到听不清的话。天亮时，血迹在沙土里凝成乌黑的块垒。
曹动之是陕北横山人，1927年入党，转战关中、晋西、陕北，历经长征、抗战，数度死里逃生。1936年，他受命组建蒙古工作委员会，与草原上的牧民同吃同住，赢得“青天”之誉。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他出任宁夏省军区副参谋长，再转任阿拉善旗工委书记。对这片荒漠边陲，他投入了全部热情：修水渠，办学校，调解部族纷争。正当事业铺开，突如其来的子弹终结了他的生命。
消息传到西安，杨得志怒拍桌案：“给我抓活的！”一句短喝，震得营房窗棂轻颤。当时十九兵团机关已改编为陕西军区，归他统一指挥。贺兰山脉南北绵延二百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历来是土匪的天然堡垒。杨得志决计一举根除：“调65军，端了他的老巢！”
说到郭栓子，本名郭永胜，出身宁夏盐池，混迹戈壁草滩多年。他曾被马鸿逵收编，挂了个“贺兰山警备司令”的头衔，坐拥三间青砖大瓦房，还与马家结亲。1949年8月马鸿逵仓皇出逃，郭栓子先假意投诚，获得“贺兰警备队长”之职。不久暗通台湾特务，自封“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司令”，把自己鼓吹成“西北义军”。1950年3月，他借口“上山剿匪”带着两百来号枪手钻回老巢，连夜易帜反叛。
宁夏军区曾派独立一师、65军194师和195师三路围追，却总被郭栓子溜出包围圈。山里风声嘶哑，匪徒躲进石洞、羊圈，白日深埋枪支，夜色里下山抢粮。百姓苦不堪言，却又惧怕报复，情报来源一度中断。更棘手的是，匪众和山民同族同乡，衣衫相似，往往“闻风则散，收网难得鱼”。4月剿匪会议定下“军政兼施、边打边拉”八字，仍收效有限。
曹动之遭难，使局势彻底改变。65军接到命令，三个师整体西移。195师列头阵，沿着黄渠桥、洪广营一路杀上贺兰山中段；193师在南线布口袋；194师北移封断去路。军事地图上，红色箭头如铁钳合拢。与此同时，政工干部、蒙汉翻译、地方干部分赴山麓村庄，召集牧民议事，发放口粮、盐巴，用最直接的方式切断了土匪的草料与给养。
进入九月，贺兰山夜里开始落霜。缺粮、缺棉、缺盐，土匪窝点兵心动摇。一起投降的董麻子在火并中负伤被俘，他低头认罪，声称三天后大峰沟皇城有“议兵大会”。“诸股都到，匪首必现。”他一再强调。584团团长史秉廉决定赌一把。10月6日凌晨两点，官兵贴着山梁夜行，月光被云遮住，只能听见行军靴踩碎枯草的轻响。奔袭二十五公里后，天色微明，皇城土寨已在脚下。
“冲！”号手只来得及短短一声。突击分队翻墙入院，手榴弹接力滚落，屋内惊叫四起。不到半小时，六十多名匪徒被制服，余者惊惶散逃。沟深路窄，他们撞进早已设伏的二营口袋，被迫束手。郭栓子藏身的一间土屋被火焰吞没，他狼狈窜出，衣衫半焦。士兵端枪上前，他颤声求饶，说不出完整的话。
随后的一月余，清剿收网。11月19日的公审会，郭栓子与张绪绪、锁少义等四匪首跪在台口，身上缠满绳索。主持人宣读判决时，只听见台下嘈杂的人群齐声喊：“替曹书记报仇！” 枪声过后，北风卷起尘沙，掠过贺兰山的皑皑雪线。山脚下的牧民重新赶着羊群出门，再不用夜半守望。历经九个月的围剿行动，以两百多名匪徒被歼、要犯伏法告终。
曹动之的墓碑如今静立在樊家营子，碑文由老战友题写，只寥寥数字：“民族脊梁，长眠此地。”熟悉那段往事的人路过，总要下马行礼。贺兰山的冬日依旧漫长，却再也没有枪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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