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的一天清晨，华东野战军老兵迟念佳站在江苏无锡军校操场上，风很冷，他的手却出了一层细汗。因为裁军名单即将公布，他面前只有两条路：留在部队晋升正团级，或者脱下军装回到山东老家。片刻犹豫后，迟念佳对师长说了句：“我得回去，家乡缺人。”师长愣住，随后长叹，“你真舍得？”
这不是第一次选择。五年前，他在长津湖的1282高地浴血坚守，身边副连长与指导员先后中弹倒下，他扯着沙哑喉咙吼：“往前顶，不能退。”凌晨一点四十，他命令三连再次冲锋，七十余名官兵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山坳里匍匐前进，终于撕开美军防线。收复制高点时，他的棉衣被炸开了一个口子，热血在寒风里迅速结冰。
战后回国，他被授予大尉军衔，按惯例还会有晋衔资格。可1955年那天他还是写下一份转业申请，只一句理由：村里正在闹饥荒，父母水肿浮肚，得有人撑着。正团级待遇意味着房子、津贴和未来仕途，他却挥挥手：“我不图这个。”
回到荣成大疃镇，他拎着一只破皮箱，上面别着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除此之外别无所有。乡亲们围过来，好奇地打量这位“打过美国兵”的老班长，他却一句战功都不提，只说：“闹荒呢？先把地整出来。”翌日他便带头上山开垦，石镐落下火星四溅，老茧磨破又结，结了又破，谁劝他歇一歇，他总回答：“力气不能省，地不等人。”
有意思的是，镇党委起初想给他安排副乡长，他婉拒了。后来硬把农业局副局长的牌子塞过去，他才答应，“干几年，能行就行，不行再换”。六十年代调到畜牧局，他依旧拎着饭盒骑旧二八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下乡验牛、防疫、推广良种，他管得比谁都细——“牲口健康，庄稼才有收成。”同事半开玩笑：“迟局长，你是撂不下枪又撂不下锄。”他咧嘴一笑，不置可否。
1970年以后他自请回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村子没电，他领人去县里拉电线杆；缺水，他带头打深井。每次干活记工分，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国家给我津贴，再拿工分像什么样？”几十年下来，板栗园、苹果园、红瓦厂先后建起，村民收入翻了好几番。有人暗地说他“傻”，他却淡淡一句：“部队教我的本事，总得用在刀口上。”
外人很难理解他对原则近乎苛刻的执拗。八十年代，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路过济南，特意请他叙旧，门口警卫高喊：“老首长，我来看您！”围观者一片哗然，可迟念佳把将军拉到墙角，低声嘱咐：“别让我乡亲知道，省得麻烦。”短短几句对话，往日硝烟仿佛又扑面而来。
对家人，他同样“狠”。二儿子高中毕业报名参军，问父亲可否找老战友托关系，他瞪眼：“不合格就别去，部队缺不了一个兵！”结果二儿子落选，回家种地。亲友埋怨，他只回四个字：“规则不能破。”
1994年，县里给他家安电话，每月代付一百元话费。女婿偶尔打长途，他立即掐断，“公家电话，别多说”。女婿悻悻离去，他却淡淡地继续喂院里的土鸡。有人评价他“轴”，也有人竖起大拇指：“硬骨头。”
时间来到2020年10月25日，长津湖战役七十周年纪念章送到他手里。工作人员劝他戴上拍照留念，他用力合上锦盒：“这一块有兄弟们的血，戴不下。”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此后，他把纪念章与那枚大尉军衔一起放在木匣深处，再没示人。
如今，迟念佳九十七岁，听力全无，精神仍清醒。村里哪户新翻瓦房、哪条路新铺水泥，他都要去看。遇见小伙子，他拍拍肩膀，比划两下：“好好干。”话虽不完整，却没人听不懂。他的旧军装已经洗得发白，胸前口袋却空荡荡，他说过：“勋章属于历史，土地才是现在。”
有人统计，从1938年参军到1953年回国，他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身上留下九处弹片疤痕。可在镇档案室，他的履历只有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迟念佳，中共党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大尉，1955年转业。后人查看，不免疑惑：“正团级机会为何不要？”答案其实一直摆在他日复一日的劳作里——枪声停了，他选择在犁耙声中继续守护故土，这就是他给出的全部解释，也是他隐姓埋名六十多年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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