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九月，重庆的天气还很闷热。关岳庙的大殿里，黑压压地跪满了穿灰布军装的川军官兵。他们脚上是崭新的草鞋，背上只有一顶斗笠。所有人面向岳飞的塑像，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有人低声唱起了《满江红》。很快，整个大殿的人都跟着吼起来。声音震得人耳朵发麻。

随后他们一个个站起身，默默走出庙门，此时没有一个人回头。当来到江边的码头时，民生公司的轮船早已在等候。锅炉烧得正旺，黑烟突突地冒着。

这些年轻人为何如此坚决地离开家乡？事情要从两个月前说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间，北平西南的卢沟桥枪声大作，日军发动了进攻。消息像长了翅膀，几天内传遍全国，也飞进了四川。茶馆里，人们挤着阅读刊载“华北危急”的报纸，个个心急如焚。

当时主政四川的是刘湘。七月十四日，他给南京发去电报，态度坚决：“和平已无希望，除全国抗战外，别无生路。川军愿听候调遣。”这并非空话。八月，刘湘亲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他向蒋介石及各地要员保证：四川可立即出兵三十万，后续还可提供五百万壮丁，粮食供应也绝无问题。

那时，不少外省人瞧不上川军，认为他们装备差、纪律散漫，暗地里称之为“双枪兵”。但恰恰是这些被轻视的“草鞋兵”，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率先站了出来。

南京方面很快就做出决定，把出川部队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总司令。部队需分路出川。向北的蜀道艰险，大军难以快速通过。最终，向东沿长江水路顺流而下，成为最现实的选择。随后一道道紧急运兵令，送到长江航道上的各家轮船公司。

当运兵命令传到总部设于重庆的民生轮船公司后，总经理卢作孚立刻行动。九月中旬的重庆和万县码头，从早到晚人声鼎沸。一队队士兵背着简单行囊，扛着老旧的“汉阳造”步枪，默默走过跳板，登上轮船。船舱很快挤满，后来者便坐在甲板、蜷在过道。船身被压得深深下沉，启航时机器发出沉重的轰鸣。

这条东去的水路凶险万分。轮船必须穿越致命的三峡。瞿塘峡入口波涛翻滚；巫峡狭窄弯曲，峭壁仿佛压向船顶；西陵峡则暗礁丛生。每艘船的驾驶室内，引水员和舵手都瞪大眼睛，紧张得手心冒汗，不敢有丝毫分神。他们明白，船上载的不是货物，是活生生的人，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兄弟。

船队昼夜兼程，从九月持续到十月。民生公司、招商局等航运企业，共运送出四个整师及两个独立旅，数万川军官兵。这些士兵训练不足、装备简陋，却抵达了最重要的战场。其中一部分，后来参加了十一月的南京保卫战。当南京失陷的噩耗传来时，一些运送川军士兵东下的轮船，马上调转船头，把下游逃难的百姓一船船接回后方。

一九三八年，形势更加紧张。年初徐州失守后，日军兵锋直指华中重镇武汉。统帅部急电四川，命令新组建的第二十九、第三十集团军，共计近八万人，火速出川，驰援武汉外围防线。

此次人数更多，时间更紧。若沿用上次方式，仅靠大船往返，绝难完成。运输部门被迫想出新办法，“分段航行”。他们根据航道情况，把重庆至宜昌的长江航线分为数段。让吨位大、性能好的轮船，只航行重庆至万县、奉节等水流相对平稳的区间。

当部队来到万县码头后，立即下船换乘早已等候的、较小的轮船乃至大型木船，继续下一段航程。到了宜昌后，再有其他船只接运。政府下令征调五百余艘大大小小的木船，它们依靠风帆或船工摇橹，虽速度慢，但能够驶入轮船不敢进入的浅水区域。

那段时间，三峡江面呈现罕见景象：冒烟的钢铁轮船与挂帆的木船队混合编组，在这条古老河道上接力运输。凭借这个办法，从五月底至六月下旬，近八万川军被一程程送出了三峡，及时抵达武汉外围战场。然而，武汉战事异常惨烈，这座大城市的命运牵动着所有后方人民的心。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最终失守。消息传来，整个后方如遭重击。而武汉上游的宜昌城，瞬间成为全国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城市，因为几乎整个中国的工业命脉都堆积于此地。

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拆运来的工厂设备，像小山一样堆积在宜昌码头和空地上。巨大的锅炉、成捆的钢材、制造军械的机床、各种贵重原料和零件，杂乱无章，总量超过二十万吨。这些都是未来持久抗战的本钱。

此刻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是时间。长江枯水期将至，水位一下降，大船便无法通行。留给安全运输的时间，仅剩四十天左右。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再看所剩无几的时间，许多人感到绝望。

此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连夜赶到宜昌，立即召集各家轮船公司负责人以及最有经验的老船长、老引水员开会。经过通宵讨论，他们制定出一个精密而大胆的方案，“三段航行法”。把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宜昌至巴东为第一段，巴东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最好、最大的船只不跑全程，只跑最短最急的第一段，像公交车一样高频往返。中等船只跑中间段，小船和所有木船则负责水流最急、险滩最多的第三段。方案既定，整个宜昌港如同上紧发条的机器，昼夜不息地运转起来。

码头工人的号子声日夜不停，起重机的铁链吱嘎作响，轮船汽笛此起彼伏。人们拼命奋战四十个昼夜，硬是将三分之二的重要设备抢运出去。剩余的也在枯水期用小船转运回来。这些机器最终在后方重新安装，日夜不停为前线生产武器弹药。这场被誉为“中国实业敦刻尔克”的大抢运，保住了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徐州北部的滕县，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接到死命令：坚守此地，拖住日军，为台儿庄布防争取时间。

指挥作战的王铭章师长，麾下正是首批乘船出川的四川子弟。面对装备精良、拥有飞机坦克的日军坂垣师团，川军官兵凭借老旧步枪和少量机枪，拼死抵抗。城墙被日军炮火轰塌，他们就在残垣断壁中和日军展开血腥的白刃战。

战至三月十七日，王铭章师长在前沿指挥时身中数弹，壮烈殉国。而他麾下三千多川军将士，大多也战死在城内。此战滕县虽失守，但他们坚决阻击日军整整四天，为台儿庄的布防赢得了重要的时间窗口。李宗仁后来评价：“若无滕县将士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王铭章师长的遗体随后被部下拼死抢出，一路护送后撤。他的灵柩在武汉装上民生公司的“民俭”轮，溯江而上，返回四川故里安葬。五月二十三日，轮船缓缓靠抵重庆朝天门码头。

江岸上，早已站满了迎接的四川各级官员、军人和普通老百姓。全场静默无声。这位曾被长江送出去抗敌的将军，最终又被长江接回了家。江水滔滔，仿佛也在铭记着这份忠烈。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长江上的运输也从前几次的紧急抢运，转变为日复一日的常规任务。这条江，真正成为支撑抗战的“钢铁血脉”。

三峡航道礁石密布，黑夜行船犹如盲人走崖，但为了生存和运输，再险也得走。船员以船为家，他们不仅要运出士兵和物资，还要运出四川的粮盐，接回前方的伤员、后撤的民众。这条江，就这样日夜不息地流淌，维持着一个民族不屈的呼吸。

如此重要的生命线，敌人必然千方百计加以破坏。日军深知长江命脉的关键，空袭愈发频繁猛烈。航运的代价，是一艘艘沉没的船舶和一个个消逝的生命。

民生公司的“民元”、“民众”、“民宪”等多艘大轮被炸沉或炸毁。其他轮船公司也损失惨重。长长的伤亡名单上，不仅有军人与平民，更有这些常被忽视的水上汉子。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当天上午，民生公司的“民俗”轮从巴东驶往重庆，船上载有伤员和百姓。行至青石洞附近江面时，七架日机突然从云层中钻出，轮番俯冲轰炸、扫射。

一枚炸弹直接命中轮船中舱，船舱起火，船体倾斜下沉。在剧烈的爆炸与混乱中，加油工邱宝定被弹片重伤。但他没有冲向甲板逃生，而是咬牙试图保护机器，直至流尽鲜血，倒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轮机旁。此次轰炸，船上共七十余人遇难。

“民俗”轮的惨剧，只是长江上无数牺牲中的一例。然而，炸弹未能炸断这条航线。一艘船沉没，总有修好的船再度启航；一个人倒下，总有人接过他的橹、扶稳他的舵。

据统计，仅从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四零年底，经长江运出的四川子弟兵累计超过一百一十万人次。仅一九三八年一年，便运送川军三十多万和五千多吨军火。至抗战胜利，经长江出川的总兵力达两百七十余万人，运出军火物资超过三十万吨。

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江，与江上这些硬骨头的中国人，以他们的坚韧、勇气和牺牲，共同铸就了一道炸不垮、轰不断的水上长城，一直坚持到胜利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