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静冈县下田市的黑船祭海报一出炉，不少网友看懵了——美国佩里将军一身戎装，把日本人平时宝贝得不行的太阳旗当门帘子似的掀着。
这里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黑船祭，其实就是日本纪念当年被美国坚船利炮裹挟签订“城下之盟”的屈辱往事。
可日本人非但不恼，还年年办黑船祭庆祝，按照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视角，这画面堪比八国联军踩着满清的黄龙旗冲进紫禁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还制作成海报大肆宣传的感觉差不多。
去过日本下田的人都知道，这地方如今衰败得厉害，唯独黑船博物馆还在卖力“挽尊”。据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公开资料显示，下田开国博物馆藏有超1000件和黑船事件相关的文物，包括佩里的私人物品、早期照片等，整个展馆的叙事核心就一个：黑船来航虽有屈辱，却让日本打破锁国、走向现代化，是“因祸得福”的关键节点。这和咱认知里的“丧权辱国必铭记”完全不是一个叙事风格。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日本人真的不觉得这是耻辱？
咳咳，这话还真说错了。据2021年“是日日本”发布的《笑一笑！幽默地紀念在「屈辱」中成長的歷史，靜岡的黑船祭》旅游推广文明确提到，黑船来袭对日本而言确实是屈辱，只是他们硬生生把这份“辱”掰成了“成长的养分”。
咱们不妨先捋捋黑船事件的来龙去脉：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黑色铁甲军舰驶入江户湾，以武力威胁德川幕府开国，彼时日本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和火力，连佩里舰队的三成都不到，幕府只能认怂，次年签下《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开放下田、箱馆两口岸，结束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被列强用武力逼签不平等条约，咱对鸦片战争的记忆满是屈辱与抗争，为什么日本人却能把这份屈辱“包装”成荣光？
这就得聊聊日本的“耻感文化”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和咱讲究“内省知耻”不同，日本的耻感更多来自外在约束——简单说，他们在意的不是“做了丢脸的事”，而是“丢脸的事被谁看见、对方是谁”。
也就是说，日本的“耻”是分对象的。
下田市从1934年起就办黑船祭，除了二战期间停办几年，每年都举办从未间断，活动包括重演《下田条约》签字仪式、海上烟火大会，甚至美军大兵还会扮成日本武士游行。日本人从心底里把佩里当成“开国恩人”，还给立了纪念碑，伊藤博文甚至亲笔题写“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为啥？因为佩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强者，被这样的强者踩着头签下条约，对日本人来说，不是“耻”，反而是“认清差距、奋起直追”的契机，这份屈辱能被他们转化成“向强者学习”的动力，甚至包装成“光荣”。
可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被踩”，高市事件里日本的反应却判若两人。当高市早苗在国会把“台湾有事”和日本“存亡危机”绑在一起，还暗示要动武，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发文警告“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应毫不犹豫斩掉”，结果日本直接破防了——大阪府议会全票通过决议逼薛剑道歉，自民党还呼吁抵制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活动，甚至有右翼叫嚣要驱逐薛剑。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啥被佩里踩旗不觉得羞辱，被薛剑怼几句就上蹿下跳？答案其实藏在日本的耻感逻辑里：日本只把来自“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强者的屈辱当成“可接受的耻”，甚至能揉成团咽下去；但如果是他们认为“和自己平级甚至不如自己”的对象发出的反击，哪怕只是言语警告，都会被视作“无法忍受的耻”。说白了，日本人的耻感不是基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是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身份定位。
有意思的是，如果翻翻历史就会发现，日本这种双标其实早有端倪。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边抨击幕府签的条约“不平等”，一边却又全盘继承，甚至签了更不利的《安政五国条约》，可转头就把佩里捧上圣坛视为恩人——因为他们认定，正是这些不平等条约，逼着日本放弃锁国、学习西方，最终实现明治维新，成为强国。这种“以结果倒推过程”的逻辑，让他们能无视事件本身的屈辱性，只盯着“最终是否获利”。
从文化层面看，这和日本的集体主义、等级观念分不开。据维普期刊发表的《刍议日本耻感文化及其对处理中日关系的启示》一文，日本的耻感文化受儒家文化、等级思想影响极深，在他们的认知里，等级秩序高于一切：强者对弱者的压制是“合理的”，弱者反抗强者才是“可耻的”。佩里代表的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他的施压符合“等级秩序”，所以日本人能接受；而薛剑的警告，在他们看来是“非强者”对“日本”的“冒犯”，打破了他们认定的等级秩序，自然要跳脚。
笔者认为，日本这种耻感逻辑，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只要能获利，来自强者的屈辱可以被美化。只要触及其自尊，来自非强者的反击就会被无限放大。
这种逻辑带来的影响其实很深远。一方面，它让日本在面对强者时，能快速放下身段学习，这也是明治维新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双标也让日本缺乏稳定的是非观，对历史的认知容易出现偏差——他们能美化被美国侵略的历史，自然也能淡化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最终“成为强者”，过程中的屈辱或恶行都能被合理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种耻感文化，也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比如职场中，员工被上司当众训斥，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而非“上司过分”；比如国际交往中，对美国的要求言听计从，却对周边国家的合理诉求百般刁难。这种以实力和等级为核心的耻感观，让日本的外交和文化呈现出极强的功利性。
更关键的是，这种逻辑还会反噬。二战时，日本正是因为过度崇拜“强者逻辑”，妄图成为“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强者，才发动了侵略战争，最终战败。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没改变这种耻感逻辑——战败后对美国俯首帖耳，却对被侵略的国家缺乏真诚道歉，本质上还是因为美国是“强者”，而被侵略的国家在他们看来“不够格”。
不容忽视的是，黑船祭的海报和高市事件的反差，其实折射出日本当下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依然抱着“强者崇拜”的耻感逻辑，对美国言听计从；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既不甘心又充满焦虑，所以会对中国的反击格外敏感。这种心态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很容易走向极端，要么过度妥协，要么过度强硬。
说到底，日本对“耻”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基于公平正义，而是基于实力对比和自身利益。被佩里掀旗不觉得辱，是因为他们从这份屈辱里找到了“崛起”的借口；被薛剑警告就破防，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中国不再忍让”的现实。如何理解这种独特的耻感文化，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外交双标，或许有助于我们看清对方的底层逻辑，从而在对日交往中掌握主动。
参考引用来源：
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下田开国博物馆》官方介绍
维普期刊《刍议日本耻感文化及其对处理中日关系的启示》
“是日日本”《笑一笑！幽默地紀念在「屈辱」中成長的歷史，靜岡的黑船祭》
百科《黑船事件》、《佩里来航纪念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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