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失业后，成了父母的“付费室友”｜三明治|三明治|北京市|啃老|失业|父母|结婚

小任是我的高中学弟。本科毕业后，小任去北京读了社会学硕士，顺势留在北京工作。“十一”假期，小任约我去他的老家盘锦一趟，说准备了河蟹。直到我坐了两个小时的高铁见面后，小任才告诉我，他已经失业七个多月，回到盘锦竟然和父母成了室友。“是真的室友，我每个月要给他俩交房租。”小任说这句话时压低了嗓音。

“菜做多了。”父亲老任夹了几筷子菜后，开了口。小任有点纳闷，这顿晚饭是他做的。所准备的菜量，和前几天差不多。此前父亲并没有嫌菜多。母亲的话似乎是解释，也是缓冲，“谁让你中午图便宜、非要吃两份拌面，现在又觉得吃不下。”

这个三口之家里，父母是60后，唯一的儿子小任是90后。每天的交流几乎都在晚上七点前后。那时小任把饭菜送到父母经营的小超市里。我问小任，为什么不干脆啃老？小任苦笑，“从我爸妈买断工龄以后，我们家一直是明算帐。”

看在买菜的份上，房租就500块吧

2005年暮春，小任放学回到家，发现客厅茶几上有一台红色的手机。小任很开心，“我们家也有电话了！”父母却都沉默着。后来小任才知道，这是用母亲买断工龄的那笔钱安装的。“钱刚到手，就买了手机。而且买断工龄的钱还没够，我妈自己又拿了点。”

2011年，小任大三。暑假前，父母打来了电话，“要不你也找个暑期工？”小任看着宿舍里正在打游戏的几个室友，拿着手机走到走廊的尽头，压低声音，“家里是遇到啥事了吗？”“我和你爸商量过了，要锻炼你。从下学期开始，我们只给你生活费，学费要你自己想办法。”

一头雾水的小任挂了电话，没回宿舍，转身沿着楼梯下了宿舍楼，走向校园。他走得很慢。正是七月底，阳光热辣辣的。他一边想着等下回宿舍还要冲个冷水澡，一边稀里糊涂地走进了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勤工助学办公室。勤工助学办收取10块钱的注册费后开始持续免费地介绍工作。所谓工作，都是家教。“老师，可以多给我几个家教吗？”小任毫不犹豫地说。老师没有表现得很诧异，可能需要勤工助学的学生不少吧！

那个暑假，小任第一次没回家。一个半月，赚了4500块。“那个时候还是每小时20块钱。”

一天，小任连着上了一整天的“课”，主要内容是陪孩子写作业。回到宿舍，他太饿了。顺手把中午买的、放在塑料袋子里的馒头和咸菜塞进嘴里。到了晚上7点多，他开始觉得恶心，浑身发冷。应该是馒头和咸菜在夏天变质了。他甚至没有力气爬起来去医院。躺在床上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吐了两次，睡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多，竟又有了力气又能起床去做家教。后来小任和母亲提起这件事，母亲说这样也好，早点知道生活不容易。直到失业时，小任依旧记得母亲这句话，“生活不容易。”

最初失业的20多天里，小任每天都是躺在床上用手机在App上求职。减少运动，也是为了减少饥饿感。直到确认没办法再找到工作后，小任才和父母提及了失业这件事。他在脑中想象父母在听到自己失业时的失落和愤怒，怎么都没想到的是父母极为平静，“那你回来吧！”

从北京回家，先坐高铁，然后坐差不多四十分钟的“黑车”。没办法，小任父母所在的地区并不在盘锦市内，而是一个由三四个农村包围着的小镇。以前这里是辽河油田的矿区所在地，后来因为采油计划的调整等多种原因，这里的矿区已经不存在了，与矿区绑定的一些单位、小学也都消失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一所有几十张住院床位的综合性医院。

站在家门前、敲响的那一刻，对小任来说，是最难的。他无法预计父母会说什么。可随着敲了七八次门以后，确定父母都不在家。小任把行李箱放在一旁，自己坐在楼梯上，缓了一会。他给父母打了电话，足足过了二十几分钟，父亲才回来给他送钥匙。父子二人见面的时候，没人说话，空气里有些微妙的尴尬。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两代都是东北土著的家庭里，没有人没有埋怨过小任不努力，也没有人逼他考公或者再找工作。甚至一位邻居看到小任回来，问了缘由后，竟然语气带着羡慕地说，“陪在父母身边，比什么好工作都要好！”这句有点绕口的话，但化解了小任的忐忑。

回到家的第二周，父母问小任，手里的存款还够不够生活？小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后，父母沉默着扒拉了几口饭，“我们商量过了，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在家里呆着，我们没意见。不过，你多少也要给这个家一点贡献。”“你妈的意思是，失业不是你的问题。但你回家游手好闲，就有点问题。”小任说，自己每天给父母做饭，算不算是一种贡献？

母亲似乎不想绕弯子了，“本来应该多收点，你还要买菜做饭，就算便宜些，每个月再交500块吧！”小任听到，立刻就不高兴了，“我上班这些年，也给家里钱了。那些钱还不够吗？”“你给我们的钱，我们都替你攒着！”母亲的这句话放在十年前大概还有些杀伤力，可现在就像是一句托辞。

小任想反驳。话到嘴边，看到父母都半垂着头。500块钱，相当于他们经营的小超市卖掉差不多1500瓶可乐才能赚到的。想到这里，小任只说了一个“好”字。

那顿饭，小任失去了胃口，还是慢慢地夹起饭菜、一小口一小口地嚼着，撑到父母放下碗筷，小小的桌子旁只剩下自己。小任呼出了一口屏住了很久的气。

采暖费，每月算100块

最深的害怕，是说不出口的。不是怕说出口以后，没有人能理解。而是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样的害怕就算是说出口，也不会得到解决。又何必要说呢！小任在一口气交了半年的房租后，忽然想通这个道理的。难怪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没有听过父母提起当年被买断工龄的事。

但父母靠什么来抵抗这种害怕呢？小任发现看完房租微信转账记录的父母的脸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小任心里不太得劲。

回到房间，小任躺在床上琢磨着，父母是在四十岁上下买断工龄的。比现在失业的自己年纪还要大几岁。不同的是当时父母还要养自己，而自己现在只需要养自己，他连孩子都没有，也没结婚。父母一度也劝过，说给小任攒了钱，可以买个婚房之类的。如今失业回来，父母反倒没催自己相亲结婚，日子变得“安静”。以前父母每周都会打来电话问他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而现在面对面，这一家人似乎没什么可以聊的了。

白天，家里只有小任自己。他不再像以前上学时那样，开心地享受独自在家的时光。无事可做，只能跟同学聊天。同学劝小任，啃个老算了。现在大家都这样，也不算什么丢人的。那天晚上，小任半开玩笑地试探一下父母，父亲当时就不高兴了，“你现在手里的钱比我和你妈加起来都多，你还要啃我们、我们没让你多交钱就不错了。”

在小任读高中前，父母还是不讲回报的。甚至小任在初中毕业时，是读职高还是高中，父母都没有特别逼迫小任。反而是小任读高中后，父母的话就变成了“你考到多少分，才能给你买什么”。

从高二开始，去上补习班的同学越来越多。甚至下了晚自习已经是夜里快八点，还是会有同学去补习。当时校门口会出现两种接学生的大人，一种是家长，一种是补习班的老师。但小任的父母没有给他报课，他羡慕上补习班的同学。

一次，同桌唉声叹气，说自己的父母又给他新报了一门英语。“还是你好，你爸妈都不逼你。”补习班的同学羡慕他。小任没和同学说，父母常说的话就是让小任要省心，要懂事。因为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

“要不然我替你去上一次？”与其说小任想占便宜，不如说小任想体验一次补习班的老师讲的到底有多好。小任自以为聪明的一举两得，在第三次替课时，被那个孩子的家长发现了。那次小任是从小到大被父亲打得最狠的一次。

打完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是小任的生日。父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小任想要一个潮牌的双肩背包。他怕父母不同意，还特别准备了一段解释，说这个包既可以当书包，平时也能背着出去玩。母亲轻声笑了一下，“还想出去玩？上次你替别的孩子上课，你爸后来给了对方家长100块钱。这个钱就从你这个包里扣吧！”最后，包买了，但不是小任喜欢的潮牌。因为“扣掉的100块”就买不到潮牌了。

小任是有惰性的。每天除了买菜做饭以外，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碌，整个人就沉了下去。之前在北京的日子，忙忙碌碌，都想不起来这些事情。反而失业在家，独自的时间多了，这些事情让记忆咕嘟咕嘟地冒起了泡泡。

这段时间小任最喜欢刷的就是“手里有100万，怎么活的更久”之类的帖子、视频。有时候因为一整天躺的太多，小任甚至感觉恶心。早上天蒙蒙亮，他就开始在客厅里逛，母亲听到的声音从卧室里走出来，问他在干嘛。小任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睡多了，但又不想连做早饭的职责都要承担起来。其实小任的父母早饭特别简单，就是热牛奶搭配一块老式蛋糕。母亲见小任迟疑着不吭声，也没再多问。

眼看着冬季到来，东北开始供暖，父亲让小任去缴采暖费。小任隔了一天才问父母，“交采暖费要多少钱？”父母说大概2300块。小任努力挤出了一句，“那你们把钱给我呀。”餐桌上陷入了安静。当天晚上小任的支付宝里多了2300块钱。

可在收“房租”时，父母突然说，“供暖费一个月算你200，毕竟你住的房间也占面积”。小任愣了。之前只说每月500块的房租，没提额外费用。他忍不住反驳：“房租里不该包含这些吗？外面合租都包。”

父亲放下筷子说：“外面是外面，家里是家里，你吃的米、用的煤气，不都得算？”最后各退一步，小任每月多交100块。他心里很不得劲。

龙生龙，凤生凤

“小任回来啦！”傍晚六点多，母亲打来电话，说是新买的一条保暖芭比裤到了小区门口的菜鸟驿站，让小任过去取一下。母亲在电话里特别叮嘱，“现在就去。晚上七点人家就下班了。我明天还要穿。”小任胡乱套了件衣服，顺手拎上垃圾下了楼。刚走出单元门，还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连小任都叫不上名字的老邻居，跟他迎面走过来，忽然打了声招呼。小任还不知道怎么回的时候，老邻居又问了一句，“我看你天天在家，也不去上班。不会失业了吧？“

其实小任早听说小区里有六七家的子女在2023、2024年陆续从沈阳或者北京回家待业了。找工作难，但大家似乎都能有点赚钱的事情在忙。于是这么久的失业还赖在家里，成了小任无法掩饰的丢人之处。

小任被问得心里腾起了火气，又无处发泄，索性都赖在父母住的小区上。父母生活的小区到如今已经有十七八年的房龄。还是父母靠在夜市摆摊攒下的第一笔钱买的。那是2009年前后，夜市开始流行。小任已经想不起来。父母卖的到底是什么？他记得那个时候父母每周都去沈阳的五爱市场批发一些日用品和衣服。有十分之一的货物，今年卖不完，就留着明年卖。最多的时候，客厅的沙发上、地板上；卧室的床和衣柜之间的空档；阳台上……甚至厕所门口的过道都用防潮垫隔着、堆放着各种货品。

小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父母从沈阳回来，神神秘秘地躲在房间里商量了好久。隔了两天，忽然问他，要不要在沈阳五爱市场买一个摊位？还说这次去上货，发现跟自己一起夜市上摆摊的两个人已经五爱市场买摊位了。

“摊位多少钱啊？”“挺贵的。房子一平米还不到2000块钱。五六平米的摊位要8万。”听父母说完，小任说了直接来了句，别买了。他不想让父母辛苦赚的钱再遇到风险。于是父母拿出那笔钱的一半，买了一套一百平的楼房。这是父母第一次住楼房，买的时候是秋天，一直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父母提到这件事还是兴高采烈。

直到父母获悉，五爱市场摊位光月租一个月就能赚回两三万。这是父母累死累活一个月都赚不回来的收入，那些有摊位的人躺在家里却能赚到。小任知道这是父母多年来没有说出口、但在心里一直懊悔甚至有些被折磨的地方。父亲只有在偶尔喝多了才会冒出一句“没有赚钱的命”！

过了2015年，小街小巷里的夜市越来越不行了，连夜市都开始集中到大一些的街巷，就像大型超市开始吞并中小型超市一样。尤其是父母卖的日用品和服装，由于质量和化工原料对人体的危害知识越来越普及，根本就卖不动。两个人起早贪晚地一个月赚的钱加起来还没有4000块。

小任大三那年是带着怨恨回到家的。因为从这一年起，小任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日子。到家的那一刻，心情很复杂。有对父母的不满，有对自己赚到钱的认可。可是敲门没有人开，他摸出了自己的钥匙。进了家门才发现锅里就放着几个馒头。冰箱都关了，没有用，里面放的是咸菜。东北冬天天黑的很早，外面隐约透的路灯的光。小任给母亲打电话才知道，父母这个时候都在小超市里。

原来小任的父母兑下了距离小区大概两三公里的一家超市。每天早上5点就去开店，晚上要到凌晨一点才关店回来。“我从没有觉得我们家困难到这个程度，一直到看到父母用积蓄开小卖店，六十岁的人还要这么拼，我才下定决心一定要留在北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父母的心愿，但是我不想再靠着家里。” 时至今日，小任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颤抖了声音。

但小任都说不明白的是，失业回家的第四个月，一天上午，母亲忽然给他打来了电话，“忙得走不开，你帮忙开车去上点货。”小任按着母亲发来的地址，开着家里那辆入手时不到6万块，现在已经开了快10万公里的小“中华”，去运了几箱子面包、可乐、还有杂七杂八的几种饮料。

送到超市才知道，父亲早上帮客人登高拿东西的时候，从梯子上吐露（东北话，摩擦着滑落）下来，手腕和脚踝都肿得老高。小任劝他们去医院看看，父母坚决不同意。父亲反而说接下来几天的上货就靠小任了。

小任连着上了半个月的货。母亲装作不经意地问他，“我看你干这行挺精挺灵的，我琢磨让你爸歇一歇，等他的伤彻底好了，你们两个人换班。我再出去找个保洁的工作。”小任听完，心里咯噔一下。

失业回家，父母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对他说过一句重话。小任心里挺感激父母的。可是他什么都没想到，事到如今，父母居然拿出当年买断工龄时寻找出来的出路，让小任也这么走下去。父亲早就说过类似的话，“找不到工作，实在不行就跟我练摊。”

小任告诉我，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而是他觉得按照自己现在的存款情况，就算是不像父母一样拼命工作，也能活得还可以。可他刚开了个头，父母立刻说，“一次失业就把你打击成这样？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工作，还要照顾你，不也把你弄得好好的！”“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不能吃苦！让你去摆个小摊，本钱我们给你拿，就当锻炼了！”

一股难以描述的压迫感劈头盖脸地袭来，小任没吭声，但父母似乎也看出了他的不高兴。父母这一代人和子女之间的沟通，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靠猜。一方把话说完了，另外一方没有说话，这个时候就开始互相猜测。好处也不是没有，至少双方都不会说出太过激的言语，避免让局面陷入难以挽回的程度。

而此刻，在去菜鸟驿站的路上碰到这位老邻居，看起来对小任一家相当熟悉。见小任没有理睬自己，老邻居快走几步和小任肩并肩，“你不记得我了？我是跟你爸妈一起在夜市摆摊的张叔。你爸妈怎么样啊？”小任胡乱应付了一句。

“你爸妈就是不听我的，没在沈阳的五爱市场买个摊位。不过现在五爱市场的生意也不好做了。我那三个床子（东北话，摊位）也都给女儿去管了，我现在回来，和你爸妈一样，开了个小超市。”

那天晚上，小任开车去接父母回家的路上，没说话。小任突然想起，当年父母跟他商量买摊位时，他说“怕风险”，父亲红了眼：“我们这辈子没赌过，就想给你留个保障。”可马上又说，“还没到给你的时候。”

百无一用是书生

小任以为自己大部分时候做的算好，至少是努力。他给父母做饭、送饭；定时交房租、交采暖费。但这一切被父母的那句“我们商量过了，你们年轻人不就是喜欢自由、不被管着嘛！我们掏钱给你也开个小超市，你自己当老板”彻底打碎了。

“你们能不能别老用你们那一套要求我！”这是小任从失业回家后第一次和父母正面硬杠。此前小任一直感觉自己多少有一些失败者的意味，所以要夹起尾巴做人。他还有些庆幸，回来以后父母没有逼自己找工作，也没有逼自己结婚，这意味着对自己最大的理解。但是父母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你们怕啥？”小任不理解。父母担心他这个状态下去，“怕你没有人看着，几年后也就没有了心劲。”小任脸上一热。父母说的没错，如果不是这段时间父母要求他上货，他真会在家无所事事。而且每次有同学或者朋友表示羡慕时，小任总要强调一句，“我可是给家里交房租的。”

父母告诉小任，他们一路过来，知道只有吃苦才能生活下去。还说小任失业就已经是被社会淘汰了，再不努力就更没有希望。这句话刺激了小任。小任认为这是父母被买断后带来的阴影，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此刻，小任眼中的“室友”父母回归了本职，开始行使父母的权力。

小任一面心虚，“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一面接受不了父母像一根针般刺破了他的自我肯定。这也是他找我的原因，“你说我在沈阳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们算了一笔账。在沈阳房租最便宜的单间也要七百上下，一日三餐自己动手，也要四十到五十块钱。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2600元的基本开销。一年就是三万。小任听完沉默了，他在盘锦一个月的开销才七八百，手里的存款能撑到十五年。可在沈阳也就三四年。

小任被卡住了。如果不向父母低头，就要继续工作。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形的啃老？但父母忙碌到六十岁出头，还在经营着小超市、一年到头都无法休息，更别提旅行、放假，就连大年三十都不闭店，一家人就在小超市后身的库房里煮火锅、看春晚。难道这就是自己要过的日子？

“你们那里应该也有这个政策。”小任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在沈阳有一项租房补助的政策。这位朋友已经每个月可以拿到大约200元的补贴。“你和房东说就行，也没那么复杂。都是线上传资料，身份证、房证，还有租房合同。审核通过后，再去线下申请。”

小任其实一直都在领失业金。如果还能领取租房补贴，每个月哪怕只有两百，对小任来说都很有吸引力。但怎么和自己的父母说这件事呢？小任拿出之前在公司做项目时候的劲头，梳理出这件事的关键点：要父母在不问原因的情况下提供房产证、身份证。

小任只找到一个理由：他的新工作需要提供这些资料。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小任想得到每月200元的租房补助，不如说他也需要这么一个机会，试着在盘锦找工作。

社会学硕士学历并不是一块给力的敲门砖，至少搭配小任近35岁的年纪，算不上优势。他投了3家行政岗，一家要求“会喝酒、能陪客户”；一家薪资只有2800块，还不包五险；还有一家面试时HR直白说“你在大城市待习惯了，未必能跟同事处好”，“再说你英语六级，也比不了人工智能的翻译吧？”他回家跟父母提这事，母亲却撇撇嘴：“早说让你跟超市旁边那个修车店学手艺，你偏要找什么‘坐办公室的活’，不接地气。”小任懊恼的却是英语六级在此时比不上人工智能。

“今天那个公司要我提供一下住在什么位置，如果是租房还需要有房东的身份证和租房合同。”小任没有接母亲的话，鼓起勇气抛出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一听，觉得儿子想找工作是好事，立刻对小任的母亲说，“他这也算是在咱们这里租房子。”母亲想了想，“现在哪里还有公司管你住在哪里？难道是要管你住吗？你要我的身份证，到底是干嘛？再说，你和别人说租我们的房子，我还觉得丢人呢！”

小任终于从母亲口中听到了这两个字“丢人”。这似乎是压在母亲心底的秘密，在这一刻终于无法继续忍受了。小任脸都红了。不知道是气得还是羞愧的。

第二天，小任想“罢工”，不想做晚饭了。但到了下午三点多，肚子咕咕叫起来。小任决定给自己下一碗面吃。在洗菜时，小任忍不住笑了：如果失业回到父母家是另一种形式的“上班”，此时的自己又何尝不是进入了另一个“公司”？只是这曾是自己的家。此刻，似乎又不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