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上海青年获“流氓罪”后，被押解青海开垦荒漠，一对浙江兄弟逃跑却被晒成干尸，后来谁都不敢提“回家”，他们后来回家了吗
声明：本文观点基于历史素材启发，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请读者理性阅读。
“你还敢想回家的事？”
1983年的上海夏天还没散尽余热，他和一批同龄人像牲口一样被塞进闷罐车，标签是“流氓犯”，目的地是青海诺木洪的茫茫荒漠。
这里没有围墙，却比任何监狱都让人窒息。
盐碱地硬得像铁板，一镐头下去只能砸出个白点，震得指缝渗血是常态。
地窝子里挤着十几个人，夜里风沙灌进来，早上醒来口鼻里全是沙砾，半边身子埋在土里都不稀奇。
没人敢抱怨，直到那对浙江兄弟消失的那天。
兄弟俩是和林家俊同屋的，年纪比他还小，总在夜里偷偷抹眼泪说想爹娘。
他们趁着上厕所的间隙跑了，带着年轻人仅存的侥幸。
警报拉响时，高队长没组织搜捕，只牵出几条半人高的狼青，让它们嗅了嗅兄弟俩留下的破衣服，就松了缰绳。
剩下的人被赶到空地上，顶着正午的毒太阳站着，不许动，不许喝水。
皮肤被晒得滋滋发疼，一层层往下脱皮，嘴唇裂得能看见红肉，没人敢哼一声。
高队长靠在土坡上抽烟，冷冷的声音飘在风里：“这地方，会教他们什么叫敬畏。”
两天后，狼青回来了，嘴里叼着撕碎的布条。
又过了一天，管教在几十公里外的沙丘下找到了兄弟俩。
他们的尸体干瘪得像两块枯木，皮肤黑得发亮，眼睛圆睁着，脸上凝固着没来得及消散的恐惧。
高队长把所有人叫到尸体前，踢了踢其中一具：“都看清楚，这就是想回家的下场。”
林家俊的腿控制不住地发抖，胃里翻江倒海，却不敢吐。
他看见兄弟俩干裂的嘴唇，想起他们夜里说“回家要吃碗热汤面”的模样。
从那天起，“回家”两个字成了禁忌，没人再敢提起。
可风里总带着上海弄堂的隐约气息，带着母亲煮的红烧肉香味。
林家俊望着无边无际的荒漠，镐头重重砸在盐碱地上，溅起细小的沙粒。
他们这些被贴上“流氓犯”标签的上海青年，还能等到回家的那天吗？
1983年的初秋，上海这座城市，空气中还残留着夏末那种黏腻的湿热。
那股子热气，就像一层薄纱，裹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梧桐叶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偶尔飘落几片，带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栀子花香。
这花香，混在湿热里，让人闻着，心里莫名地就多了几分躁动。
22岁的李海潮，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对于他来说，这世界就像一盘从香港亲戚那里偷录来的披头士磁带，那里面传出的声音，新鲜得让人心跳加速，叛逆得让人热血沸腾，还带着那么一点沙哑的迷人劲儿。
他家住在提篮桥附近的一条老弄堂里。
那弄堂，就像一条蜿蜒的蛇，弯弯曲曲地藏在城市的角落。
他住的阁楼，窗户正对着邻居家的屋顶。
那屋顶，灰扑扑的，上面偶尔还会落几只鸽子，咕咕地叫着。
抬头望去，是一片灰色的天空，就像一块巨大的幕布，压得人有点喘不过气。
那间不到十平米的阁楼，就是李海潮的王国。
一走进阁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贴满的他自己临摹的外国电影海报。
那些海报，色彩斑斓，上面的明星们，眼神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
一张旧书桌上，颜料和画笔凌乱地摆放着，就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东倒西歪。
旁边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台牡丹牌的收音机。
此刻，李海潮正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拆开，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里面的零件，双手轻轻地拨弄着，试图把它改装成一台能播放磁带的录音机。
他心里想着，要是能成功，那以后就能听到更多好听的音乐了。
“海潮，又在弄你那堆破烂啊！”
楼下传来母亲的声音，紧接着，母亲端着一碗刚煮好的菜肉馄饨，慢慢地走上那吱呀作响的木楼梯。
那楼梯，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母亲看着李海潮，语气里满是嗔怪，可那眼神里，却藏不住骄傲。
在她心里，儿子就是她的骄傲，从小就聪明，画画画得那么好。
李海潮从一堆电线里抬起头，脸上蹭了一道黑色的油污，就像一只小花猫。
他拿起桌上一张画了一半的素描，那画上是一个穿着喇叭裤、弹着吉他的青年，眼神迷茫又桀骜不驯。
他看着母亲，笑着说：“妈，这不叫破烂，这叫思想。
你看，这叫‘新浪潮’，我们这代人，不能再像你们那样活了。”
他心里想着，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自己一定要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母亲哪里看得懂什么叫新浪潮，她只知道最近外面的风声很紧。
她皱着眉头，对李海潮说：“你少跟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隔壁王家的小儿子，就因为学人家烫了个飞机头，在路上被民兵揪住，硬生生给剃成了光头！
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安分点，别给我惹事！”
她心里害怕儿子会出事，毕竟现在外面乱哄哄的。
李海潮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妈，我们那是艺术交流，不是瞎混。
我们听的音乐，看的画，那都是精神食粮。”
他心里觉得母亲太老套了，根本不懂他们年轻人的世界。
他嘴里的“艺术交流”，指的是每周一次，在他这间小阁楼里举行的秘密“摇滚乐鉴赏会”。
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提前把阁楼收拾一下，虽然地方不大，但他还是尽量让它看起来整洁一点。
一群和他一样，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文艺青年，会带着各自搜罗来的宝贝，可能是某本被查禁的诗集，也可能是一盘翻录了无数次的外国乐队磁带，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小阁楼。
他们挤在这方寸之地，把音量调到最低，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像一群小偷，生怕被别人发现。
他们像一群虔诚的信徒，贪婪地吸吮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养分，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李海潮从未想过，这种他自认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他心里想着，自己不过就是听听音乐，交流交流想法，能有什么事呢？
他父亲是中学里教物理的老师，一个严谨、正直、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分子。
父亲每天都会穿着那件洗得有点发白的中山装，戴着眼镜，一本正经地去学校上课。
在李海潮看来，自己这个“文化人”的家庭背景，加上文化馆的“公家”身份，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护身符。
他心里觉得，有这些保护着，自己肯定不会出什么事。
他不知道，一场即将重新定义“罪”与“罚”的滔天巨浪，已经在地平线上积聚了足够的力量。
那段时间，社会治安，的确到了一个临界点。
改革刚刚开放的闸门打开，就像打开了一个大盒子，泥沙俱下。
新鲜的思想和腐朽的沉渣一起涌了进来，让人眼花缭乱。
城市的待业青年像雨后的野草一样疯长，他们无所事事，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在街头巷尾变成了打架斗殴和寻衅滋事。
老百姓家里的门锁，从一把变成了三把，晚上睡觉前还要用板凳再把门顶上，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
民怨，像一口高压锅，气压越来越高，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于是，雷霆之击不期而至。
1983年8月25日，《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以惊人的速度通过并公布。
一场后来被简称为“严打”的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
那宣传的声音，就像一阵狂风，吹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号，成了那个时期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法律的天平，被强行加上了“从重从快”的砝码，一夜之间，倾斜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
许多在平时看来只是青春期的“胡闹”，甚至连治安处罚都够不上的行为，都被放进了“刑事犯罪”这个巨大的筐子里。
而李海潮，对此浑然不觉。
他心里还想着，自己那些事，根本算不了什么。
那个周六的晚上，李海潮像往常一样，送走了母亲。
他仔细地用棉布把阁楼的窗户缝隙塞好，那动作小心翼翼的，就像在守护着一个秘密。
然后，他点上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口烟圈，等待着他的朋友们，和那场每周一次的“精神盛宴”。
他心里充满了期待，想着今晚又能听到什么好听的音乐，和朋友们聊出什么新奇的想法。
朋友们陆续到来。
有同在文化馆工作的同事，穿着那身有点旧的工作服，脸上带着疲惫，但一走进阁楼，眼神就亮了起来；
有附近工厂里不甘于拧螺丝的文学青年，穿着洗得有点褪色的衬衫，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本宝贝诗集；
还有一个从音乐学院偷偷跑出来的长发学生，头发长长的，遮住了半张脸，眼神里透着一种叛逆。
七八个年轻人，挤在小小的阁楼里，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烟和青春荷尔蒙混合的味道。
那味道，有点刺鼻，但又让人莫名地兴奋。
今晚的“主菜”，是那个音乐学院学生带来的，一盘不知道转录了多少遍的、来自英国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磁带。
那磁带，外面的包装已经有点破旧了，上面的字迹也有点模糊，但大家都不在乎。
当那迷幻、深邃又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摇滚乐，从改装过的收音机里流淌出来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音乐，就像一股清泉，流进了他们干涸的心田。
那音乐，又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门外，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光怪陆离的景象。
他们跟着节奏轻轻晃动身体，有人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有人在烟雾缭绕中，低声地讨论着歌词里那些晦涩的隐喻，那认真的样子，就像在研究什么重要的学问。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李海潮激动地对身边的女友，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的苏静说。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它在探讨人性的异化，探讨现代社会的荒谬！”
他心里觉得，这音乐简直太伟大了，能把人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感觉都表达出来。
苏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她只是觉得，和李海潮在一起，听这些听不懂的歌，看这些看不懂的画，感觉自己也成了一个“高级的人”。
她看着李海潮，眼神里充满了崇拜。
没有人注意到，弄堂口，一辆没有开灯的吉普车已经停了很久。
那吉普车，就像一头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兽，静静地等待着时机。
更没有人注意到，几个戴着红袖章的街道治保委员，正像幽灵一样，散布在楼下的阴影里。
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阁楼的方向，就像一群猎人在盯着自己的猎物。
当音乐放到最嗨的地方，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时，阁楼那扇薄薄的木门，被“轰”的一声巨力，从外面整个踹飞了进来。
那声音，就像一声炸雷，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响亮。
木屑和灰尘四散飞扬，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雪。
七八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柱，像利剑一样劈开黑暗，钉在每一张惊恐万状的脸上。
那光柱，刺得人眼睛生疼，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用手挡住了眼睛。
“不许动！统统举起手来！”
冲进来的是一群穿着警服的公安，和几个一脸严肃的治保积极分子。
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就像一群冰冷的机器。
为首的一个中年警察，一脚踩在还在播放音乐的收音机上，“滋啦”一声，迷幻的摇滚乐变成了刺耳的噪音，随即戛然而止。
那声音，就像一把刀，划破了大家的幻想。
阁楼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心脏快要跳出胸腔的“怦怦”声。
那声音，在安静的阁楼里格外清晰，就像敲在大家心里的鼓点。
“好啊你们！胆子真不小！聚在这里，听这种乱七八糟的‘靡靡之音’，搞精神污染！
我看你们一个个思想都烂透了！”
中年警察用手电筒挨个照射着他们的脸，那光柱在他们脸上扫来扫去，让他们感觉自己就像被审问的犯人。
李海潮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刚刚还在音乐中遨游的灵魂，被这粗暴的一脚，狠狠地踹回了冰冷的现实。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僵硬了，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他看到苏静吓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如纸，就像一片即将飘落的树叶。
他心里一阵心疼，想伸手去安慰她，却又不敢动。
“警察同志，我们……我们只是听听歌，我们没干坏事……”
李海潮壮着胆子，试图解释。
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带着一丝恐惧。
“听歌？”
中年警察冷笑一声，他从地上捡起那盘磁带，拿到眼前看了看，“鸟语都听上了？
我看你们不是听歌，是想变天！
这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毒草！
是糖衣炮弹！
全部带走，一个都不能漏！”
他的声音严厉而冰冷，就像一把刀，刺痛了大家的心。
他们被粗暴地推搡着，连推带搡地押下了楼。
那推搡的力气很大，让他们差点站不稳。
楼下，已经围满了被惊动的邻居，那些平日里和善的叔叔阿姨，此刻都用一种异样、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那目光，就像一把把利剑，刺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李海潮低着头，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囚犯，被游街示众。
他的脸烧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看到父亲穿着睡衣，从人群中挤出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和不解。
父亲的头发有点凌乱，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和痛苦。
“警察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儿子他……”
父亲的声音有点颤抖，带着一丝哀求。
“误会？
你儿子在组织‘地下沙龙’，传播腐朽思想！
你这个当老师的，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警察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那声音，就像一声炸雷，在父亲耳边响起。
父亲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个一辈子坚信真理和逻辑的物理老师，在这一刻，发现世界变得如此陌生和不可理喻。
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幸好扶住了旁边的墙。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像一头钢铁怪兽，停在弄堂口。
那卡车，又高又大，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
李海潮和他的朋友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被一个个扔了上去。
他们的身体撞在车厢壁上，生疼生疼的，但他们不敢喊出声来。
卡车开动时，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家，阁楼的灯还亮着，那扇被踹飞的门，像一个黑洞，吞噬了他全部的青春和梦想。
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强忍着，没有让它流下来。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
那灯光，就像一把冰冷的剑，照在李海潮身上，让他感觉浑身发冷。
他被铐在椅子上，对面坐着两个警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那两个警察，一个表情严肃，一个看似和蔼，但李海潮知道，他们都不是好对付的。
“姓名？
年龄？
职业？”
唱白脸的警察面无表情地问道。
“李海潮，22岁，区文化馆美工。”
李海潮小声地回答道，他的声音有点低沉，带着一丝恐惧。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警察又问道。
“我……我们只是听音乐。”
李海潮犹豫了一下，说道。
他的心里有点紧张，不知道警察会怎么对待他。
“还嘴硬！”
唱白脸的警察猛地一拍桌子，那声音，就像一声炸雷，在审讯室里回荡，“你们聚在一起，是不是还说了些对国家、对政策不满的话？
你们的组织者是谁？
上线是谁？”
“组织者”、“上线”……这些只在电影里听过的词，像一柄柄重锤，砸得李海潮头晕目眩。
他的大脑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有组织，没有上线，我们就是……就是朋友……”
李海潮结结巴巴地说道，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警察从一堆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拍在他面前，“这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你画的这是什么？
一个流里流气的阿飞在弹吉他！
你这是在宣扬什么？
啊？
你这是在挑战我们无产阶级的审美！
你思想里的毒，已经很深了！”
警察的声音越来越大，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接下来的几天，是地狱般的循环。
李海潮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老鼠，无处可逃。
他被反复提审，不让睡觉，用强光灯照着他的眼睛。
那强光灯，就像一个太阳，刺得他眼睛生疼，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警察把“听摇滚乐”定性为“崇洋媚外”，把“艺术交流”定性为“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在那个“一切问题都要上纲上线”的年代，他们这群年轻人的行为，被一步步地，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李海潮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卷入漩涡的小船，无法自拔。
他的父亲，那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实人，第一次为了儿子，放下了读书人的清高。
他提着当时最好的大前门香烟和麦乳精，到处求人，找关系，从学校领导，到区里管宣传的干部。
他的脚步匆匆，脸上写满了焦急和无奈。
但“严打”的风暴之下，无人敢开口。
那些平时和他关系不错的人，看到他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惹上麻烦。
得到的答复，从最初的“了解一下情况”，变成了最后的“老李，你儿子这事性质很严重，已经被定性为‘流氓团伙’，上面挂了号的，谁也帮不了。你还是回去劝他，态度好一点，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吧。”
父亲听了，心里像刀割一样疼，但他又无能为力。
一个星期后，李海潮见到了父亲。
那个总是挺直腰板、一丝不苟的男人，仿佛一夜之间被抽走了脊梁，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
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绝望。
“海潮，”父亲隔着铁栏杆，声音沙哑，“认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和绝望，就像一个即将放弃的人。
那一刻，李海潮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流。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抛弃的小鸟，孤独无助。
法院的审判，快得像一场荒诞的戏剧。
没有律师，没有辩护。
那法庭，就像一个冰冷的机器，按照既定的程序运转着。
法官对着一份早就写好的稿子，语气冰冷地宣读。
那声音，就像一把冰冷的刀，割着李海潮的心。
当他听到“被告人李海潮，组织‘地下沙龙’，传播腐朽思想，毒害青年，破坏社会风气，构成流氓罪”时，他已经麻木了。
他的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出窍。
直到最后那句话，像一道惊雷，在他脑海里炸响。
“……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送往西部地区劳动改造。”
十八年。
李海潮的眼前一黑，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声音和颜色。
他感觉自己坠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身体不停地往下掉，看不到尽头。
他看到了旁听席上，母亲当场昏厥过去，被人抬了出去。
他的心里一阵刺痛，恨不得自己能替母亲承受这一切。
他看到了父亲那张瞬间失去所有表情的脸，像一尊风化的石像，一动不动。
他的心里充满了愧疚，觉得自己让父母失望了。
更致命的一击，是判决书后面附带的一张薄薄的纸。
上面写着：根据相关规定，罪犯李海潮原上海市城镇户口，自即日起，予以注销。
如果说十八年的刑期是判了他青春的死刑，那么注销户口，则是对他整个社会身份的彻底抹杀。
他不再是上海人李海潮，他成了一个没有根的、活着的“死人”。
他的心里充满了绝望，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东部城市的监狱，在“严打”开始后，迅速被填满。
原本为四人设计的监舍，塞进了十几个人，晚上睡觉，连翻身的空隙都没有。
那监舍，又小又闷，就像一个蒸笼。
空气里混杂着汗臭、霉味和绝望的味道。
那味道，让人闻了就想吐。
李海潮，这个曾经只知道画笔和音符的文艺青年，和那些真正的抢劫犯、重刑犯关在了一起。
他的“罪行”，在这些“前辈”面前，显得那么可笑。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误入狼群的小羊，孤独又无助。
“流氓罪？十八年？”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犯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那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和嘲笑，“兄弟，你这是把市长的女儿给睡了？”
“我……我只是听了盘磁带。”
李海潮小声地说道，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惧。
整个监舍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那笑声，就像一把把刀，刺痛了李海潮的心。
他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
随着监狱人满为患，一个宏大的计划被迅速启动：将这批在东部城市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的重刑犯，大规模西迁。
那里地广人稀，有的是亟待开垦的戈壁和荒滩。
这个决定，一石三鸟：缓解了东部监狱的压力，为大西北的建设提供了几乎免费的劳动力，并且，能用最艰苦的环境，来“改造”这些年轻人的“思想”。
李海潮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充满了恐惧，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于是，一趟趟在列车时刻表上永远找不到的“专列”，开始了它沉默而神秘的旅程。
一个深秋的凌晨，李海潮和上百名犯人被从睡梦中叫醒。
他们被剃了光头，那剃刀在头皮上刮过，凉飕飕的。
他们换上了印着编号的囚服，那囚服又大又肥，穿在身上就像一个袋子。
在荷枪实弹的押送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废弃的货运站台。
那站台，又破又旧，地上满是灰尘和垃圾。
一列刷着墨绿色油漆的火车，像一头蛰伏的巨兽，静静地停在铁轨上。
所有的车窗，都被铁条和木板钉死，只在上方留了一条透气的窄缝。
那窄缝，就像一道希望的光，但又那么渺茫。
“上车！快！不许说话！”
他们被像货物一样，塞进了空空荡荡的车厢。
那车厢，又大又空，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哐当！”
厚重的铁门在身后锁死，那声音，像是世界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再见。
那声音，冰冷而又无情，让李海潮的心沉入了谷底。
火车启动了。
李海潮挣扎着挤到那道窄缝边，向外望去。
他看到了熟悉的街景，那街景，就像一幅幅画面，在他的眼前闪过。
他看到了那些他曾画过无数次的石库门房子，那房子，承载着他童年的回忆。
他看到了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在他眼前一点点地后退，最终，化作一片模糊的光晕。
他知道，这趟列车，没有返程票。
他的未来，就像这未知的旅程，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火车一路向西。
车厢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臭气熏天。
那味道，让人闻了就想吐。
每天的食物，是两个冰冷的窝头和一壶泛着铁锈味的水。
那窝头，又硬又难吃，就像石头一样。
起初，车厢里一片死寂。
大家都不说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几天后，当窗外那道缝隙里的景色，从江南水乡的青翠，彻底变成了黄土高原的单调时，压抑的恐慌开始像病毒一样蔓延。
“这……这是要去哪儿啊？怎么一棵树都看不到了？”
一个犯人小声地问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听说是去大西北，劳改农场……”
另一个犯人回答道，他的声音也很低沉。
“我不想死……我要回家……”
一个年纪最小的犯人，突然崩溃了，捂着脸嚎啕大哭。
那哭声，就像一把刀，划破了车厢里的寂静。
哭声，像会传染的瘟疫，很快，整个车厢都充满了绝望的抽泣。
李海潮没有哭。
他的眼泪，在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流干了。
他只是靠着冰冷的车厢壁，呆呆地望着窗外那片飞速掠过的、无边无际的土黄色。
他的青春，他的艺术，他的爱情，他的人生，都像这窗外的景色一样，被火车无情地抛在了身后。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孤独而又无助。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
当窗外的景色，连黄土都消失，变成一片灰白色的、仿佛月球表面般的戈壁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种荒凉，是任何生长在都市里的人，都无法想象的。
天是灰的，地是灰的，风是灰的。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一种颜色。
那颜色，单调而又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这是被发配到世界的尽头了。”
有人绝望地喃喃自语。
那声音，在寂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就像一声叹息。
终于，火车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滩上，停了下来。
铁门打开，刺眼的阳光和夹杂着沙砾的狂风，瞬间灌了进来。
那阳光，刺得人眼睛生疼；那狂风，吹得人站不稳脚。
“下车！全部下车！”
他们被押解下车，脚踩在松软的沙地上，深一脚，浅一脚。
那沙地，软绵绵的，就像踩在棉花上，但又没有棉花的柔软。
不远处，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像匍匐在地上的野兽。
那土坯房，又矮又破，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倒。
一块被风沙侵蚀得几乎看不清字迹的木牌上，写着几个大字：青海省诺木洪劳改农场。
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
李海潮看着这个地方，心里充满了绝望，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负责管理他们的，是一个姓高的队长。
高队长是个转业军人，四十多岁，身材像铁塔一样结实，一张脸被高原的紫外线和烈风，雕刻得像一块花岗岩。
他的眼神犀利而又严肃，让人看了就心生敬畏。
他站在所有新来的犯人面前，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忘了你们以前是谁。在这里，你们只有一个身份，劳改犯。”
他的声音洪亮而又威严，就像一声炸雷，在大家耳边响起。
“第二，忘了你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在这里，只有一件事，劳动改造。”
他的语气坚定而又决绝，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第三，忘了回家的念头。什么时候，你们用汗水把这片盐碱地浇灌出粮食，什么时候，你们才有资格去想‘回家’两个字。”
他的眼神扫过每一个人，让大家都不敢直视。
他们住的地方，不叫房子，叫“地窝子”。
在地上挖一个两米深的大坑，用挖出来的土在四周垒起半米高的墙，再用红柳枝和着泥巴，搭成一个拱形的屋顶。
那“地窝子”，又小又暗，就像一个地洞。
一个“地窝子”里，要像码罐头一样，挤进十几个人。
这里，冬冷夏热，更要命的是，风沙大的时候，一觉醒来，除了脑袋，半个身子都被埋在了沙里。
那沙，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
每天的生活，从天不亮开始，到看不见太阳结束。
他们的任务，是开荒。
诺木洪的土地，是几万年形成的盐碱地，土层板结得像水泥一样。
一镐头下去，只能砸出一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鲜血直流。
每个人，每天都有挖掉一米见方的盐碱土层的定额。
完不成，就没有晚饭。
伙食，简单到令人发指。
早餐是玉米面糊糊，午餐和晚餐，是万年不变的玉米窝头和一碗能照出人影的白菜汤。
只有在国庆节或者春节，食堂才会在白菜汤里，撒上几星肉末。
那一天，对所有人来说，都像是过年。
高强度的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让这些曾经在城市里养尊处优的年轻人，像被霜打过的庄稼一样，迅速枯萎下去。
李海潮那双曾经能画出灵动线条的手，不到一个月，就变得粗糙、肿胀，布满了血泡和老茧。
他引以为傲的艺术和思想，在这里，成了最没用的东西。
一个会背唐诗的犯人，和一个只会骂街的文盲，在挖土的定额面前，是完全平等的。
甚至，那个文盲因为力气大，还能比他多啃半个窝头。
李海潮看着自己的手，心里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有没有人想过逃跑？
当然有。
这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每个人的心里疯长。
但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们最沉重的一击。
来的第二个月，有两个从浙江来的年轻人，是一对亲兄弟，趁着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溜走了。
他们以为，凭着年轻和体力，能跑出这片戈壁。
农场立刻拉响了警报。
那警报声，尖锐而又刺耳，就像一声尖叫。
高队长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搜捕，他只是牵出了几条半人高的狼青，对着兄弟俩留下的衣物闻了闻，然后松开了缰绳。
那狼青，凶猛而又敏捷，就像一群猎豹。
剩下的犯人，被罚在原地站着，顶着戈壁滩毒辣的太阳，不许动，不许喝水。
那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烤得人皮肤生疼。
“让他们跑。”
高队长看着远处茫茫的戈壁，冷冷地说，“这地方，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它会教给他们，什么叫敬畏。”
说完，他的目光突然像探照灯一样，精准地锁定了林家俊所在的那个小队。
因为那两个逃跑的人，正是和他们睡在同一个“地窝子”里的。
王队长的视线，在他们小队每个人的脸上，来回地扫视着，最后，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林家俊的脸上。
那一瞬间，林家俊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刻停止了流动。
王队长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
他脚下的军靴踩在沙砾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林家俊的心尖上。
“编号8127，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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