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冬天，乌布苏草原风特别硬。
一个老牧民坐在火堆边，指着南边的山说：“从前我们祖先常说，那边是中国。”声音不大，但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句话，能牵出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时间回到1912年。
那时候，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连北京城的官员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换人坐堂口。
外蒙古这边更乱。
沙俄动作频频，一边派人送枪送炮，一边劝蒙古贵族“自己管自己”。
喀尔喀那边的几位王爷，早就跟俄国人打过交道，见清廷无力回天，干脆就顺水推舟了。
可就在这时候，西部边陲的杜尔伯特部却不跟风。
他们的首领噶勒章那木济勒，六十多岁了，还是清廷封的“左翼副将军”，戴着三眼花翎。
据档案记载，这可是当时蒙古地区最高的荣誉之一。
按说，这种时候，换个靠山保住部落利益也不奇怪。
可他偏不。
据说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蒙古和中国，就是一家。”不是空话。
他从小受的是清朝的教育，朝贡、诏令、八旗制度，这些他太熟了。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杜尔伯特人住的地方——科布多附近——靠谁能保命，他心里比谁都明白。
“沙俄不是来帮忙的，是想吞了我们。”这可能是他最清楚的现实判断。
那会儿，喀尔喀已经拥立哲布尊丹巴为“大汗”，新政权基本成型。
俄国人背后撑着，军火不断。
这边，杜尔伯特人却还在跟清廷的参赞大臣溥润联络，试图守住科布多。
城里人不多，几千牧民临时聚起来，算是守军。
1912年12月，独立派军队包围了科布多。
外面是俄制火炮和新式武器，里面只有几个旧式火铳和弓箭。
粮食不够，弹药也紧。
派去新疆求援的信使，刚出发两天，就被埋伏干掉了。
城里人不走。
噶勒章那木济勒说：“不打到最后一刻，不撤。”
有档案记载，当时他亲自站在城墙上指挥，穿着厚羊皮袍，手里拿的不是指挥刀，而是一把老枪。
那枪还是他当年从京城带回来的，打得响却不准。
他说：“打不准也得打，不能空着手。”
守了三个月，最后城破。
很多牧民是被炮弹震塌的墙埋住的。
有人事后去过废墟，说在那片草地下，至今还能挖出子弹壳和碎骨片。
至于噶勒章那木济勒，没留下明确记载他是战死还是病死。
只知道1913年，他就没再出现了。
有种说法是，他战后不久郁郁而终。
他死后，杜尔伯特部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清朝没了，中华民国刚成立，顾不上这片远地。
沙俄势力继续压过来，独立政权也不再容得下叛逆的声音。
杜尔伯特人最后只能往西边迁移，落脚在今天的乌布苏省。
那地方，冬天能冷到零下四十度，夏天一晒能把石头晒裂。
人不多，地特别大。
牧民的生活看起来没什么变化，还是骑马放羊，住蒙古包，但已经不是当年的日子了。
前几年有纪录片去拍，当地一个老牧民说：“我们唱的长调，是祖先留下的；我们放的羊，是祖先放过的；可祖先说的‘中国’，现在在国界外边。”
这话听着平静，实则沉重。
现在的杜尔伯特人，大多生活不富裕。
年轻人去乌兰巴托打工，学兽医的、做司机的都有。
放假回来，还会帮着放羊。
有人在手机里放着流行歌曲，也有人骑马唱着祖先的歌。
新旧混在一起，有点矛盾，也挺真实。
有中国学者去乌布苏调研时，提到噶勒章那木济勒的名字，一些老人还记得。
说他“打过仗”“不肯走”“当时大家都劝他”。
可他不听。
有个老者轻声说：“他说不该那样做，不能分。”
当时的局势，已经不是靠一己之力能扭转的。
可他还是坚持守城。
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名声。
就像他说的：“这事，不该这么干。”
这句话没留下在纸上，只在口口相传中延续下来。
可越是这样，越能看出这段历史的分量。
参考资料：
陆士谔，《外蒙古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
中国边疆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外蒙古关系档案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乌兰巴托历史档案馆藏，《杜尔伯特部落相关文书（1911-1913）》。
王建朗，《清末民初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张云飞主编，《蒙古地区近代民族运动实录》，民族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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