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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水财经社 乌海
2025年末，一则关乎亿万国人日常消费的政策调整引发广泛关注。
根据2024年12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自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药品和用具将正式告别延续32年的增值税免税政策，一般纳税人适用13%税率，小规模纳税人按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这一政策调整看似是税制优化的常规操作，实则是国家人口战略转型的重要信号，反映出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时代变迁，更将对市场格局、行业发展与民生消费产生深远影响。
一、三十年免税政策终结
避孕用品的免税政策自1994年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人口政策深度绑定。当时我国正全力推进计划生育国策，为降低民众避孕成本、提升避孕普及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首次将避孕药品和用具纳入免征增值税范围，这一优惠政策在2008年、2017年两次税制修订中均被保留，成为陪伴几代人的“政策红利”。
三十年免税期的成效显著。在政策扶持下，避孕用品生产流通成本显著降低，基础款避孕套单价长期维持在0.2-0.5元区间，10只装国产款售价普遍在15-20元，农村小卖部均可便捷购买，极大提升了产品可及性。
数据显示，我国避孕用品使用率从1994年的78%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91%，非意愿妊娠率大幅下降，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障国民生殖健康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时，免税政策催生了完整的产业链生态，智研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避孕套产量78.46亿只，避孕药产量402.9吨，预计2025年，我国避孕套产量约80.74亿只，避孕药产量约471.8吨。
但时代的深刻变革让政策调整成为必然。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面临历史性转折。
2024年国内出生人口954万，死亡人口1093万，自然增长率首次跌至-0.99‰，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20%，中度老龄化压力凸显；2025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至1.05，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
在此背景下，人口政策已从“控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继续对避孕用品实行普惠性免税，与当前人口发展战略形成内在张力。此次增值税法修订中，删除避孕用品免税条款的同时，新增“婚姻介绍服务”免税政策，一删一增之间，清晰传递出国家优化人口结构、鼓励婚育的政策导向。
二、零售价涨价幅度有限
政策出台后，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是“避孕用品会涨价多少”。不少人将13%的税率直接等同于涨价幅度，但实际影响远低于预期，这源于增值税的计税逻辑与市场竞争的约束作用。
从税制原理来看，增值税是“销项税减进项税”的差额征税模式。在过去的免税状态下，企业虽无需缴纳销项税，但生产环节采购原材料、物流运输等产生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这部分隐性成本已间接计入售价。
政策调整后，企业虽需缴纳13%销项税，但可依法抵扣上游进项税额，实际新增税负仅为差额部分。以某品牌避孕套为例，生产成本8元（含可抵扣进项税0.8元），原售价15元，政策实施后销项税约1.95元，抵扣进项税后实际纳税1.15元，即便税负全额转嫁，售价仅需涨至16.15元，涨幅约7.7%而非13%。
从市场竞争来看，涨价幅度将进一步受限。我国避孕用品市场集中度较高，头部品牌占据主要份额，电商平台、连锁药店的充分竞争使得企业不敢贸然大幅提价。
据测算，多数产品涨幅将控制在5%-10%：普通国产款10只装价格可能从18元涨至19-20元，高端进口款12只装从35元涨至38-39元，对消费者实际支出影响微乎其微。一对城市年轻情侣每月避孕用品消费约50元，按10%涨幅计算，每月新增支出仅5元，年度多支出60元，高频使用者年新增支出也难超200元，对整体生活成本几乎无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结构可能出现分化。高校学生、低收入群体等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可能转向国产平价款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领取的产品；而普通上班族、已婚家庭对价格波动不敏感，购买习惯大概率保持不变。同时，公共渠道免费发放的避孕用品不受此次政策影响，将继续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需求，避免出现“避孕贫困”问题。
三、税收作用可能有限
避孕用品增值税政策调整的核心意义，远超税制优化本身，它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从“行政限制”向“经济激励”的深刻转型，与育儿补贴、延长产假、托育服务等政策形成合力，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体系。
然而，结合多方面专业研究成果与现实数据来看，此次税收优惠取消对生育积极性的实际推动作用十分有限，更多体现为政策导向的信号意义，而非直接拉动生育率的有效手段。
首先，避孕用品税收优惠取消后，消费者面临的成本增长幅度远低于公众初始担忧，且在家庭开支中占比极小，不足以对生育意愿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家庭支出占比来看，避孕成本在日常开支中微乎其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成本极高。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
相较于数十万元的生育养育成本，每年几十到两百元的避孕成本增长，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理性家庭不会因这一微小成本变化而改变生育计划。
其次，从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增加避孕成本也难以起到促进婚育的作用。
国际上，韩国的案例具有典型参考意义。低生育率目标实现后，直到1989年韩国停止免费发放避孕用品，试图通过提高避孕成本推动生育，但此后生育率仍持续下跌，直至跌破1.3%的极低水平。直到2005年韩国推出全方位生育支持政策，包括高额育儿补贴、托育服务扩容、职场弹性工作制等，生育率才略有缓解。
这表明，脱离系统性生育支持的单一避孕政策调整，无法扭转低生育率趋势，只有针对性解决育儿成本、托育服务、职场环境等核心问题，才能真正撬动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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