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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分析经济现象,常听到这样的批评:不要用西方那一套谈中国。

这句话一开口,就注定与经济学无缘了,因为经济学不分东西,无问左右。原理就是原理,谈不上是西方那一套,也谈不上是东方那一套。

比如拉弗曲线,告诉我们不是税率越高,财政收入就越多 —— 税收高居不下,企业部门利润触及边际,停止扩表,税基随之下降,财政收入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是规律:税率 100% 时,企业与个人失去生产意愿,税基为 0,财政收入也为零,跟你是美国还是中国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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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学科角度说,还真没有所谓的 “东方那一套” 经济学。

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经济学相关的内容,但不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就如同《论语》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但它不是哲学专著,不构成学科体系;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一部称得上 “东方经济学” 的著作。

张维迎没有,林毅夫也没有。

张维迎的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延伸;林毅夫也是受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他的 “有为政府”,部分可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本土化,且运用得并不理想 —— 将应对危机的短期手段当成了长期政策,中国经济如今的很多问题,都与林毅夫式的凯恩斯主义实践有关。“产业政策” 这一概念出自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他在 1984 年主编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比较优势” 理论更为古老,出自大卫・李嘉图;“后发优势” 则出自格申克龙。至于他提出的 “新结构经济学”,既不构成完整体系,也不具备原理性价值,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经济现象的一种解释学:如果脱离中国特定场景,到南苏丹这类国家推行所谓 “新结构主义”,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它本质上是与中国政策同频的、对中国发展历程的经济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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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学界会诞生出 “东方那一套” 经济学吗?

不太可能。向松祚曾谈论中国为何拿不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部分原因是学者们忙着分食国家课题,没有热爱真理的灵魂,耐不住孤独中沉浸研究的寂寞,自然难出成果。向松祚说的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构建宏大理论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的经济学领域,需要能提出关键问题的经济学家 —— 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AI 早已远在人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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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当是一种文化闲聊吧。

我真正想说的是:如今已是 AI 时代,全人类的知识能瞬间为我所用,还分什么东南西北?

听我的忠告:“无问东西” 是治学的首要条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未来的治学之路,在于学会提出问题。人类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因为有理性 —— 理性是穿透一切现象的力量。你的提问越具穿透力,AI 的回答就越智慧;若你提出的问题就很愚蠢,AI 的回答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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