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公元前154年，长安东市传来一个消息。
晁错，被腰斩了。
这事儿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可问题是，那天早上，晁错还穿着朝服，准备进宫议事。
谁也没告诉他，今天不是去上朝，而是去赴死。
当时的长安，秋意正浓，街道两旁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
中尉的马车从御道疾驰而过，目标不是未央宫，而是东市刑场。
车上坐着的是一个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帝师。
那时候的汉帝国，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早就埋下了不止一颗雷。
说起来，晁错是个不太“合群”的人。
他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官场老手，也不是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的权贵子弟。
他是读书人出身，从律法入仕，靠的是脑子清楚、胆子够大。
他最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后来成了景帝的老师。
书读得多，说话也直，常常让朝中大臣下不来台。
可偏偏，景帝那时候信他。
所以，当景帝即位后，朝堂上开始有人提削藩的事时，晁错站了出来。
他不是第一个提这事的，但他是第一个敢写成奏章、拿到朝堂上公之于众的。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这句话，当时震得整个朝堂都安静了。
不过话说回来，晁错不是没想过后果。
他知道，这不是动个地盘那么简单。
那可是把刀架在诸侯脖子上。
而这些诸侯，可都是皇族。
当时全国五十三个郡，有三十九个在诸侯手里。
吴、楚、赵这些封国，地广兵多，富得流油。
中央政府手里，连五百万人口都不到。
晁错看得明白。
他说，如果不动手，三代之后，长安的命令可能连函谷关都出不了。
可他没料到的是，他的对手不只是那些封国，还有自己身边的同僚。
申屠嘉、袁盎、窦婴，这些人早就盯着他。
他当年任内史时，为了修路，拆了太上皇庙的围墙。
申屠嘉借此参他一本，结果反被他抢先一步告到皇帝面前，气得吐血。
官场就是这样，人情账比国策还难算。
削藩的第一刀，落在楚王和赵王头上。
景帝表面上点头，私下却开始摇摆。
尤其是吴王刘濞开始集结联军之后，朝堂上的气氛变了。
“诛晁错，清君侧。”
这六个字，成了吴楚七国起兵的口号。
理由很冠冕堂皇，说白了，就是要找个借口反。
可是，真正让人震惊的，不是七国反了，而是景帝的选择。
那会儿，连前线的奏报都没送完，袁盎就跑去劝景帝：“杀了晁错，叛军就会退。”
这是个什么逻辑？可惜，景帝信了。
他不敢当面宣旨，就让中尉假传圣命。
晁错被带上刑场的时候，还穿着早朝用的绛色朝服。
他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刀就落了。
刑场周围的百姓，有的站得远远的，有的低头不语。
有老人认出他，说他当年在长安修路时，是个敢得罪权贵、为百姓说话的人。
可那天，没有谁能站出来。
刀落之后，血溅青石，晁错的尸身被草草收拾，连块像样的裹尸布都没有。
更惨的是，景帝下令，诛其三族。
晁家的亲属，包括老家的亲人，一个也没逃过。
其实，就在晁错死前一天，他的父亲还从颍川赶到长安。
他在驿站写了一封血书——“我不忍见大祸临门。”然后服毒自尽。
那天晚上，晁错陪父亲坐了很久。
他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把父亲扶起来，然后转身回书房，继续修改奏章。
第二天，父亲死了。
他自己，也没撑过午时。
可事情并没结束。
谁都以为，杀了晁错，叛乱就会平息。
结果呢？邓公从前线急报：“吴楚联军听说晁错已死，反而大笑朝廷软弱，攻势更猛了。”
景帝才明白，自己杀的不是罪人，是盾牌。
晁错不是没给过景帝选择。
他最后一份奏疏还在讲，削藩不能停，停了只会更麻烦。
可惜，景帝那一刻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一个可以拿去交代的替罪羊。
讽刺的是，晁错死后不过一年，景帝就悄悄恢复了压制诸侯的政策。
再往后，汉武帝上台，主父偃提出“推恩令”，彻底瓦解了诸侯权力。
这些政策，细看下来，几乎就是晁错削藩方案的“温和版”。
他死得决绝，却留下了思路。
那些曾把“诛晁错”喊得最响的诸侯们，谁也没能逃过后来一刀刀切割的命运。
史官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他立传，语气罕见地带着感慨。
班固在《汉书》中写得更直白：“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几十年后，晁错的家乡颍川，百姓偷偷为他立了衣冠冢。
没有墓志，也没写名字。
只是用石头刻着一段话，说“此人曾主张减田租，严惩豪强。”
后来，导游讲这段故事时，总会提苏轼写过的一句话：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班固，《汉书·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
李贽，《藏书》，中华书局，1980年。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资治通鉴》卷二十，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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