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三十年：两个阶层间的漂流记 | 故事FM|上大学|小爽|悬浮三十年

上海的朋友，时隔一年之后，我们又来上海搞线下活动啦。

本周六也就是 12 月 6 号，我们将会在上海艺海小剧院举办一场故事开放麦，这次开放麦的主题是「在 AI 时代，我们如何规划养老」：我知道，虽然大家都想躺平，不想上班，但还在甘心做牛马，不就是担心将来的养老问题嘛。这场故事开放麦，我们邀请到了几位站在养老科技第一线的开拓者，请他们给我们展示一下未来的养老图景。让我们看看可以在哪些方面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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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哲按：

你有没有过那种说不出的「悬浮感」？

在一座城市待了几十年，却始终算不上真正的本地人；拼尽全力追赶身边人的脚步，回头才发现，彼此的起点一直就隔着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

这些滋味，有人藏了几十年。就像一株没人扶的幼苗，一边靠着生活里零星的温暖勉强扎根，一边又要拼尽全力，想挣脱家庭和阶级的枷锁。

今天的故事讲述者小爽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在北京这个城市，他一直处在漂泊、挣扎与向上生长的拉锯中。

初来乍到

大家好，我是小爽，今年 35 岁，出生在河南。1992 年，我和母亲去到北京，一直在北京生活。 2023 年我搬到了马德里，目前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1992 年的春节期间，我爸爸在北京工作，我妈妈就打算去找他。我有两个姐姐，但她当时只带上了我。我以为我妈妈重男轻女，舍不得我才带我一起去。但很多年后和我妈妈聊起这件事，她说不是因为重男轻女，是她当时在村子里坐上长途车后，我一直追在后面跑，她特别不忍心，就下车了。我抓着她不放手，她才临时决定把一岁多的我带到北京。

我爸爸一开始是在学校里工作，简单来说他的工作和雕塑相关，但实际上他是一名技工，专业是制作模具。比如制作雕塑或其他东西时需要先开模具，我爸爸就是做这个模具的。离开学校后他开始接一些散活，帮艺术家制作作品，也会参与一些产品的制作，但主要工作还是制作模具，把作品翻制成铜质、树脂等材质，可以说是一份很冷门的工作。

小爽的爷爷曾从事雕塑工作，他和奶奶在小爽父亲出生一个月后就离婚了，他们把小爽父亲送到河南一个农户家收养。小爽父亲高中毕业后去当了兵，回来以后想从事跟亲生父亲一样的职业，但遭到冷眼对待。

爷爷早年曾担任官员，后来也做过教师。虽然我对爷爷的经历很好奇，但从未和他聊过这些。爷爷当年抛弃了父亲，父亲对他既心怀怨恨，又觉得爷爷在他心中是个比较成功的人，因此父亲也选择了和爷爷相同的行业，并且一直希望能把这份工作做好。

父亲最初是做学徒，工作几年后，我和母亲也来到了北京。母亲当时找的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物业，当时被称作后勤。1992 年刚到北京时，我们住在东大桥的一处类似家属院的地方，母亲也在那里工作。1994 年，我们家搬到了王府井，一直住到 2009 年，后来买了房子才从那里搬走。

起初我们住的是半地下的房子，随着家人增多，居住空间显得愈发狭小。最小的时候，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和我，五口人挤在二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房子里有一扇窗户，打开后却像对着天井，上方是马路或走廊，只能透进一点微光，阳光无法直接照射进来。两个姐姐合睡一张床，父母睡一张床，我则住在天井旁的空间里。后来我和别人说起这件事，觉得自己住的地方很像《哆啦 A 梦》里哆啦 A 梦的住处，只不过哆啦 A 梦住在柜子里，而我住在天井旁。

■图 / 小爽在半地下室家中度过六岁生日

在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前，我从未让朋友真正去过家里。他们都以为我家境不错，因为家属楼上的住户大多是教授，或是文化部、歌舞团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住房面积都很大，没人知道我住在地下室。所以从小，身边人都会猜测，我家是不是很有钱，或者父母在单位担任什么职务。

送一个雕塑，换一个孩子上学

1996 年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当时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并不容易，借读费需要几万元，父母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我们只好求助父亲单位的一位长辈，因为父亲是做雕塑的，这位奶奶说：「我们都是搞艺术的，没什么钱，不如给学校做个雕塑吧。」

校长思考后答应了，让父亲做一个少先队员的雕塑。这位奶奶接着说：「那我送一个孩子入学，就做一个和孩子一样大的雕塑，算是用假人换真人。」后来她又提议，做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雕塑，送两个孩子入学。我至今不知道另一个孩子是谁，最终父亲制作了两个敬礼的少先队员雕塑，我也因此顺利入学。

这位老奶奶姓赵，我记不清她是 1926 年还是 1928 年出生的，她是满族人，会说满语和蒙语，毕业于满蒙学校，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艺专 —— 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她应该是第一届或第二届的学生。毕业后，她在团委工作，上级提出要发展儿童教育，她便和一位同学，还有两位从上海来的同事，四五个人一同研究儿童教育的相关工作，主要是在出版社编撰教材。

小时候的我被人称作「野孩子」，经常和别人打架，打不过就会咬对方。后来赵奶奶大概是出于好奇，特意来看了看我。在我的记忆里，赵奶奶身高大约一米五到一米六，总是留着偏分的短发，头发向后梳，有时会别着发卡。她看起来年轻时身体健朗，做事干练，性格还有些严厉。最开始接触时，她总会教我一些生活技能，比如洗碗、洗衣服。

父亲常年不在我身边，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工作；母亲则打多份工，除了本职工作，还会做美术模特，供画家画画。我还经常跟着母亲去摆地摊，周末或集市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我去卖衣服、杂货，想尽办法赚钱，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家。

■图 / 五六岁的小爽

我们不一样

我不太存在口音的问题，更多的是家庭经济状况和身份的差异。我就读的学校都很不错，同学的家庭条件或社会地位大多比较优越，那时候很多同学都穿乔丹鞋，家里有奔驰、宝马等汽车。同学们会一起看 NBA、美国摔角，接触电脑、游戏机这些新鲜事物。我小时候也喜欢玩电子游戏，但家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去同学家玩，有些家境优渥的同学家里甚至有好几台电脑。方方面面的差异，让我清晰地感受到彼此的不同。

我们学校离天安门很近，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有很多活动都不让我参加。比如邓爷爷去世时，全班都去献花，唯独落下了我；1999 年阅兵时，全班几乎都去现场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却被留在学校，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还有些时候，老师会当众针对我。比如迟到、没带红领巾这类小事，我清楚地记得有老师直接说「他是外地的，不懂规矩」。母亲也会私下跟我说：「你和他们不一样，要明白你们的社会阶层不同，未来的路也不一样，不能像他们那样。」

■图 / 小爽的画作，幻想自己可以坐着千纸鹤，在这个城市上空飞。

小学时，有位老师找父亲谈过话，还在全班开了班会，让我格外尴尬。这位老师无法理解父亲的职业 —— 有活干才有收入，没活干就没有收入。虽然我知道老师或许是出于好意，但我对此十分抵触，心里很不舒服。

记得当时我大概是迟到了，每个班都会有佩戴红袖箍的「小卫士」执勤抓迟到的学生，我被抓到后，罚单上需要填写迟到原因，执勤的小卫士或其他老师问我是哪个班的、为什么迟到，那位老师接过话头说「他是外地的，不懂规矩」，还和其他老师一起笑了起来。

也是从这件事之后，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一直以来，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都会感到困惑，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河南人：说自己是河南人，没人相信；说自己是北京人，大家反倒信了，可我其实并不是。小时候学校有评分手册，老师和同学都会打分，等级大概是 A、B、C，或许还有 D，我经常被评到 C 或 D。我觉得一部分同学可能有点讨厌我、瞧不起我，表面上我装作不在意，心里却格外在乎。我自认学习成绩不算差，也没做过品行恶劣的事，却被很多人打了低分，这让我觉得很不正常。这些事我至今从未和父母、老师谈起过，因为我也不信任老师。

到了高年级，有同学会突然踹我一脚，或是把我的东西扔掉，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我想，这不仅因为我是外地人，五六年级时，有些同学知道班里谁的家里有权有势，谁的家里一无所有、连身份都没有，便会欺负像我这样的人。唯一一次老师主动关注我，是觉得我可能有多动症，让父母带我去检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老师关注过我。老师们都清楚，我只是借读生，并不属于这所学校，所以对我也没有太强的责任感。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我，提起父母和家庭时，我会产生耻辱感，觉得不光彩，总想把这些隐瞒起来。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我住在地下一层，母亲的办公室在一层，赵奶奶住在三层。赵奶奶从三层的窗户往外看，能看到小区的出入口。有很长一段时间，赵奶奶每天都会在窗边看着我，所以后来我回家前，都会偷偷看看她是否在注视着我。如果我们互相看到了，便会碰面。那段时间，她总想方设法找我，而我却总想方设法躲着她。因为我从小就有点怕她，也不太想和她见面 —— 小孩子本就不爱学习，加上一直没人管束，突然有个人来约束自己，自然会下意识地躲开。可她总会追着问我作业有没有做完，而我其实并不愿意和她交流。小时候我一心想离开这样的环境，希望快点长大，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自己身处不公平的境遇中，仿佛是个「下等人」。

「奇怪」的中学，「奇怪」的班

我大概五六岁开始画画，而且一画就是很长时间，起初只是父母想让我有点事情做。所以周末的两天，我每天都会在画班待 8 个小时画画。赵奶奶会和我说很多事，却很少给出主观的评价。比如她会问：「你今天画了吗？」我说画了，她就让我拿给她看看，却不会评价画作好坏；第二天我要去画画，她会问：「东西准备好了吗？」然后和我一起准备。比如第二天要去春游，她会问我东西是否备齐，还会给我送些吃的。之后她又会问作业有没有做完、做得怎么样，但看完作业后也不会过多评价。我母亲永远在忙碌，我却不知道她在忙些什么；我父亲也总是不见踪影，有时一年甚至更久都见不到他一次，偶尔晚上回来，睡一觉就又走了。只有赵奶奶，对我格外关心，总会过来问问我的情况。

小时候学校提供早中晚餐，家境好的同学会出去吃，母亲收入不高，也想节省开支，所以从一年级起，如果母亲不在家，就会给我留些剩饭，我中午回家自己热着吃。因此，我从小就特别希望能吃到学校的饭菜 —— 中午同学们都在准备打饭，我却要回家，而且学校除了正餐还有加餐，比如发小饼干、牛奶之类的。因为家里穷，母亲都帮我推辞了，看着同学们吃，我心里满是羡慕。

因为这样的童年经历，小学毕业时，我第一次和母亲发生了冲突。我极力要求回河南老家上学，因为我意识到，即便就读的是全国顶尖的小学，住在大城市的核心区域，我也没有任何上升的通道。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没有意义，因为我没有北京学籍，无法正常参加小升初、中考、高考。小学快毕业时，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母亲始终不放心，担心我回老家后身边没有亲人，会学坏或者遇到危险，所以一直不同意我的想法。

小升初时，我依旧不想留在北京，但母亲还是希望我留下。她和父亲四处托人找关系，还送了一些雕塑之类的艺术品，最终给我找了一所学校 —— 北京市第八十五中学，这是东城区一所比较差的学校，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我本来就不愿意去，第一天报到时却发现很多同学和我一样被分到了这里，可正式入学时，一大批同学却不见了，他们大多是花钱去了更好的学校。于是我进入了这所在我看来很「奇怪」的中学，这里的学生和老师都没有正常的升学压力。

到了初三，老师给我们发了通知，说如果愿意继续上学就按时到校，若想回家自学，只需家长签字确认即可。初三那一年，我们几乎完全不上课，整日在学校里玩耍，家长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学习成绩，因为学校也不开家长会。快毕业时，这所学校也面临撤校，很多老师辞职、调去其他中学，年纪大的老师则退休了，学校的仓库等地方也无人看管。我们偷偷跑进老师的办公室，打开了档案，起初只是好奇想看看同学们的家庭情况，

后来却发现，我们被分到这个班是有原因的。当时学校分了四个班，一班和二班的学生家境和情况都比较正常，而我们班三十多个人里，有一半的同学来自离异家庭，还有三个像我一样的外地孩子，甚至有一名智力障碍的同学。整体来看，我们都是家庭情况有问题的人，才被分到了这所差学校的差班。这件事让我对所谓的「电脑派位」产生了质疑，或许这并非偶然，在我十来岁的认知里，这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

我们学校的同学大多家境普通，那几个外地借读生里，除了我，其他人家里基本是做生意的，还有个同学的家人涉及黑社会，家里开洗浴中心，还有做黄牛的。这所学校里，出问题的学生不在少数，偷东西、抢劫、恐吓甚至性侵之类的事情都有发生。虽然中考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所有人填报的志愿都是北京四中，因为大家根本没想着上高中，也知道自己几乎没有可能考上。快毕业时，我们的田老师说了一番让我们很感动的话，他的初中、高中都在这所学校就读，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书，他说：「学校现在这样，孩子们还能每天来上学，没有去做违法犯罪的事，就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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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黑暗，仍捍卫是非黑白

中学时我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叫桐的女生，我们关系不错，每天放学都会一起回家，路上聊聊天。桐来自离异家庭，到了初三，她开始和年纪比自己大的男性交往。那时我还没毕业，总偷偷跑去网吧玩游戏。

有一天早上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家对面的餐厅里，桐一个人坐着，我便走进去找她。我问她：「你在这干嘛？」她说自己没地方去，前两天住在另一个男同学家里，可那同学的父母回来了，她再住下去不方便，也不知道该去哪。我让她等一等，随后回家拿了自己所有的钱，又跟父母要了一点，总共也就一百块甚至几十块。我把钱递给她后说：「你先拿着，我再想想办法。」第二天我再去餐厅，却没看到她的身影。等了几天，我问了其他同学，大家也都不知道她的去向，后来从她妈妈口中得知她离家出走了，快半个月没回家。我四处寻找，最终找到了她，把她送回了家。经过这件事，我们的关系变得更近了。

毕业时，有同学组织了一场聚会，当时男生女生分在不同的房间，屋里摆了很多吃的和酒。有个男生故意在电视上放色情影片，女生们也跟着看，我只觉得十分尴尬。大家一起喝饮料、喝酒时，桐的饮品里被人下了药，喝完后她意识变得模糊，被两个男生拉进了旁边的小房间，剩下的几个男生还开始发避孕套。

我和另一个同学十分生气，上前劝阻却没人理会。桐当时也在反抗，我们在场时并未发生越界的事，但之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后来我们和其他人吵了起来，便一起离开了。

我一直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后悔，这也是我内心的一个心结。我觉得自己太过懦弱，如果换成现在的我，一定会和那些人争执甚至动手。这并非因为我对桐有特殊的情感，而是出于基本的是非观 —— 无论男女，都不该对这样的事坐视不理。可当时周围的人要么无动于衷，要么起哄观望，甚至有人直接参与其中，现在回想起来，我既对这些人感到失望，也对自己感到失望。

后来我问过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毕业时那些人那样对你，你现在还和他们联系吗？」因为从那件事之后，我再也没联系过当时参加聚会的所有中学同学，在我的价值观里，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我无法接受。但桐说她还和那些人有联系，我十分不解，追问她：「你为什么还能和伤害过你的人做朋友？」桐没有回答我。

小爽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有个好朋友在一所职高学修车，为了有个伴儿，小爽就自行报名，结果被录取了。父母觉得，小爽本来就不爱学习，或许不是读书的料，就默许了他的选择。然而这段校园生活并没有如预期般地顺利。军训期间，小爽看到同宿舍的同学被其他人刁难时，忍不住多说了几句，没想到引发了冲突。情绪激动的小爽从楼上跳了下去，后来就转学去了另一所高中。来到新学校不久，小爽又遭到了霸凌，被同学殴打，眼睛受伤险些失明。这次受伤改变了小爽的生活轨迹。那段时间，父母看着备受伤痛折磨的儿子，不再对他有任何要求——就这样，小爽基本陷入了辍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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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上大学

2007 年我过得十分无聊，某天闲来无事，我拿起了画笔。小时候我每周末都会画画，家里也有人从事相关工作，或许是这份熟悉感让我重新拾起了画笔。有一天我找到母亲，跟她说我想上大学，她听后格外开心。我们住的楼栋里大多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我也因此遇到了一位长期指导我的老师，从那时起我开始系统学画画，后来还去高考班学习了一年。

我当时在绘画专业上没什么问题，却再次遇到了学籍的难题。老师建议我找一所高中读一年，只要能考到三四百分，就有机会考上一些大学。但我实在不想再回到高中校园，最后便在北京读了一所私立大学。这件事也让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 —— 当时的老师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我带着这封信才得以入学。可进去后才发现，这所学校基本是交了钱就能上。

上大学时，我画过一位老年人体模特。有天休息时，这位老人正在打坐，我坐在他面前，他突然问我：「你是哪里人？」我瞬间愣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人又说：「小伙子，连自己是哪里人都要犹豫吗？这事还不能说？」话音刚落，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

小时候，身边的朋友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有时会当着我们外地人的面说一些带有歧视或辱骂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中学同学，曾在王府井指着公园里露宿的流浪汉说：「我就弄不明白，这些外地人来这干嘛？这有什么好的？弄得乱糟糟的，他们自己过得也不好。」我当时没有说话，心里却清楚，我也是他口中的「外地人」。这件事让我内心愈发自卑，有时我会刻意忘记自己的身份，却又总会下意识提醒自己。就连谈恋爱、升学这些事，我都不会轻易给别人看我的身份证。聊到家庭时，我也从来不会请朋友去家里做客。或许很多人觉得我性格谨慎，实则是我因家庭背景而感到自卑，始终有着这方面的顾虑。

■图 / 小爽的画作，被吊着进不去的城市，却又离不开。

上高中时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好朋友的电话，说有事想让我过去。但我当时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因为我知道身边有些朋友结交的人并非善类，所以每当心里感到不安时，我总会找机会躲开。

起初我没有答应他，可到了晚上十点多，他又邀我去网吧，我想着应该没什么事，便约好一起去。路上我觉得格外奇怪，碰到了很多认识的人，大多是比我们大、在社会上混的人，大家都没打招呼，神情也很异样。走着走着，我们到了网吧门口，遇到了一位我们称「哥」的年长之人，他说：「你们先别走，等会儿可能要打架，在这站一下帮我们凑凑人数。」我们想着不过是站站场子，一般这种情况无非是双方谈一谈、喊几声就结束了，便留了下来。

就在我们说话的间隙，突然冲过来一群人，其中有个比我大的同校学生。我们这边那位「哥」的朋友见状开始跑，那群人却纷纷掏出刀 —— 不是什么长刀，都是切西瓜的短刀，追上去砍了他。砍人的瞬间，我们站在旁边，周围安静得可怕，那是我人生中体会过的最安静的时刻，没有任何声音。被砍的人没喊没叫，砍人的人也一言不发，只听到刀刃挥砍的「刷刷」声。那人先是被砍倒，爬起来跑了两步，又被砍倒在地，再也没能站起来。他的母亲和舅舅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母亲扑到他身上，用后背和肩膀护住他，那些人连他母亲也一起砍了；舅舅随后冲过去，脑袋和肩膀也被砍了几刀。突然之间，那群人又瞬间消失了。

我们的那位「哥」当时朝后摆了摆手，示意我们后退，我和朋友赶紧趁机离开，躲进了网吧。网吧里有人提醒我们：「小心点，警察一直在外面找人。」我们也因此不敢出去。那天晚上，我们在网吧里忐忑地待了一整晚，天亮出去时，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件事给了我们极大的触动，以前我们总觉得当个「小流氓」，打架斗殴、谁都不服是件很酷的事，那天朋友却说：「看来咱俩不是干流氓的料。」

2008 年 9 月，我进入大学就读，入学前我满怀期待，觉得是老师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入学后我发现，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是考美院失利的人，有人考了一年、两年，也有人虽然考上了其他地方的大学，但觉得学校不好，想来北京寻找更多机会，才选择了这所私立学校。不过大部分学生的家境都比较普通，甚至不算好。

一开始我学习格外努力，每天认真上课、画画、完成作业，可后来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我虽然画了很多年画，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却并不认可我的画技；二是同学们都经历过高考和正规的高中教育，我的经历和他们截然不同，始终无法融入。更让我反感的是，学校的一些班主任和领导，经常会说「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孩子要好好努力」之类的话，每次听到这些，我的逆反心理就会涌上心头。我特别受不了「外地的」这三个字，对我而言，这就是带有歧视的词汇，我从不会这样称呼别人，也觉得别人这样说我是极大的不尊重。此外，我还发现这所学校根本不需要考试就能入学，甚至像传销一样，介绍两个学生来还能拿到学校给的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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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的期许与老鼠的隐喻

我从初中开始和赵奶奶的联系就变少了，那时我接触的世界更广、认识的人也更多，还能独自去很远的地方，赵奶奶或许也感觉到我不再是小孩子了。

长大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每次见面，她都会送我很多书，我则画些画送给她，偶尔聊上几句。我刚上大学时开了一家店，卖家居用品、手办、花瓶瓷器之类的东西，那次赵奶奶特意跑了很远的路来找我，还送了我两万块钱，她说：「好好干。」接着又叮嘱我：「你记住，两个人关系再好，一起经历了一百件事，前九十九件都相处融洽，可第一百件事你做错了，这个人照样会恨你。」说完她便走了。我当时不知道她为何说这番话，或许她并没有太深的用意，但随着成长，我越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

大学毕业时，我第一次办展览，还自己开了一家画廊，第一个通知的人就是赵奶奶。但那天机缘不巧，车上少了一个座位，我说再打一辆车，咱们分开走，赵奶奶说她不去了，只送了我一幅画，我至今还留着。画上是一只站在石头上的鹰，她对我说：「你还没有飞起来，但我希望你是一只鹰。」她还说：「我希望有一天你能真正飞起来。你已经进入社会了，现在的社会往往需要拥有人脉和资源，才能过得更好，希望你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同时，她也为我当时的尝试感到开心。

■图 / 赵奶奶送给小爽的画作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我决定闪婚之后 —— 我和对方没谈过恋爱，直接领了结婚证。领完证后，我第一个去找的就是赵奶奶。那时她突发脑溢血，因为独自居住，两个月后才被发现，所幸病情不算严重，但表达能力已经有些不顺畅了。即便如此，她还是和我聊了很多事，包括我小时候上学、父亲做雕塑的经历，还有她对我母亲的看法。我当时也隐约感觉到，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她和我母亲的关系很好，母亲甚至喊她干妈，甚至妈妈，这些私下的细节我并不清楚。她说：「我只是一个老人，你妈妈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你们就像老鼠一样，这只『老鼠』还会带来更多的『老鼠』，这个群体越来越大。到最后，我也帮不上什么忙，甚至还有点讨厌这个群体。」她说的「老鼠」，指的就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外地人，一个人来了北京，还会带着一群家人过来，群体不断扩大，她能做的有限，到最后便什么也做不了了。

最后一次见面，赵奶奶说的这番话，小爽并不意外。妈妈来到北京后，把一连串的兄弟姐妹都带到了北京，也经常找赵奶奶借钱、帮忙，让赵奶奶不胜其烦。赵奶奶的这番话也代表了当时本地人看待外地人的复杂心情。而小爽处在本地人和外地人冲突的夹缝中左右为难。大学毕业后，小爽办的那个画廊，是他和几个朋友通过改造一个老厂房合伙办的。当时是 2012 年，艺术品收藏市场表面上还维持着繁荣的景象。小爽满怀期待地开始了艺术领域的职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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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突破的阶层壁垒

创办画廊的初期，我们相处得还算和谐，可后来发生的诸多小事，让我心里越来越不舒服。有一次我们去一位画家那里取画，回来时车上只有两个座位，他们让我委屈一下，坐在车斗里。虽然路程只有两公里左右，但坐在车斗里的我，我心里格外别扭。到了目的地，他们要把画挂起来，我因为心里的不快，便在一旁看着没有帮忙。结束后，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帮忙挂画？」我当时也有些生气，脱口而出：「我从来不干活。」

后来画廊正式开幕，开幕前我对艺术还满怀向往，可开幕时的场景却让我心凉。画廊里办了一场晚宴，邀请了许多所谓有头有脸的人，比如商会官员等。画廊的发起人，也就是我们口中的「大哥」，还请来了他的「干爹」—— 某协会会长，也是某地的首富。我们画廊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样卖出去的：这位「干爹」拿起一件作品问价，前台的小姐姐说二十多万，他当即表示要买下。晚宴进行到一半，有人假意争抢，说：「这作品太好了，你能卖给我吗？」他故作姿态地说：「我绝不会卖，你要想要就找画廊。」在众人的起哄劝说下，另一个人最终买下了这件作品，其他人也跟着跟风购买。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作品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这不过是一场利益交易的幌子。

我觉得这些事都与我无关，我们只是这场交易的道具。和我一起工作的年轻人里，有些还很享受这样的时刻，拿着红酒拍照发朋友圈。但在那一刻，我只觉得这一切都和我毫无关系，并非我感到不被尊重，而是从心底里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选择了离开。我曾和朋友说：「就算坐在法拉利的副驾去过很多地方，可车停在路边后，你终究还是要坐公交回家，前面的光鲜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留在那里，别人吃肉我跟着喝汤，但这种日子不会长久，因为我在其中毫无价值。」

当时身边还有些一起做事的人，他们死心塌地想挤进那个圈子，直言不讳地说：「你要挤进去，认识这些人，和他们混在一起，才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我心里很清楚，我进不去，也不用去羞辱自己。

小爽意识到，这不是他能挤得进去的圈层。只干了一年，小爽就退出了画廊的股份，决定告别艺术行业。后来小爽一个人在宋庄搞创作，一直到 2016 年底，由于经济拮据，他入职过艺术媒体，也创过业，但都没有溅起过什么水花。「跨越阶层」像是箍在小爽头上的魔咒，虽然不想屈从，却总是在下意识里影响小爽的选择。

2009年，小爽认识了和他社会地位悬殊的前妻，兜兜转转在 2020 年登记结婚，但这段婚姻非常短暂。到头来，他发现前妻只是在最脆弱低谷的时期选择了自己，这也导致了婚姻期间的种种冲突矛盾，小爽认为根源依然是阶级的错位。也是因为前妻的原因，小爽去了西班牙生活，做了一个自由职业者，直到今天。现在，唯一让他牵挂的，就是他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