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石俸禄”听着像天文数字，换算成今天的大米，够一个县城吃半个月。可朱见沛还是觉得紧，嫌府里养不起更多的歌伎，于是把禹州城外的熟田一圈，再圈，直到把老百姓春耕的麦苗也划进“王庄”。地方官跑去理论，他一句“本王姓朱”，就把人噎回去。那一刻，制度不再是纸面条文，而是活生生的一堵墙，把“宗室”和“人”隔开——墙里天天过年，墙外年年欠税。
墙里的日子也分三六九等。亲王吃皇粮，郡王吃亲王，镇国将军再吃郡王，一层层啃下来，最末一等的小宗室连碗热粥都端不稳。嘉靖年间，山西一个奉国中尉（名字听着威风，其实是八品芝麻爵）冻死在祠堂门口，怀里还揣着祖上赐的铜印。同一年，河南大旱，徽王府后湖却碧波荡漾，因为王爷听风水先生说“水能聚财”，硬把百姓灌田的渠道改道进府。墙外的人渴死，墙里的人怕财气跑漏，荒诞得近乎平静，像一日三餐那么自然。
朝廷不是不知道疼。嘉靖四十一年，户部把算盘打烂，宗禄已占到全国总支出的三成五，北边俺答打过来，军饷却凑不齐。嘉靖帝咬咬牙，颁“裁禄令”：亲王减三分之一，郡王减一半，再往下直接打骨折。诏书一出，北京城里满城都是穿黄袍的“上访户”，拄着拐杖、抱着婴儿在午门外哭祖上开国功。嘉靖心软加头疼，只好再发“恩赏银”安抚，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摊到田赋里。老百姓只看见差役又多了一次“催科”，名字很温情——“宗禄银”，听着像给亲戚随份子，其实是给自己买棺材。
最黑色的一幕发生在洛阳。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围城，福王朱常洵的府库还囤着漕粮四十万石，守城士兵却啃了三个月麸皮。士兵们把炮口调低一寸，心里算得明明白白：城破不过换个人坐龙椅，仓库里那堆金山银垛却实打实是俺妻儿老小的救命粮。城破当日，福王被绑到东城楼，三百斤的肉坨子瘫在案板上，刀起刀落，血流进油锅，竟被煮成“福禄宴”。造反的士兵分肉时没起哄，也没欢呼，只是默默舀汤，像分一季迟来的军饷。那一刻，制度的脂肪被炼成最原始的卡路里，喂给了亲手拆掉它的人。
回头再看朱见沛，他其实没造反，也没大奸大恶，只是按规矩伸手，伸得比前辈长一点。可规矩本身早已长成饕餮：皇子生一个，宗谱添一页，财政就被咬一口；皇孙再生十个，口子成了窟窿。朱元璋当初想的是“枝叶扶疏，庇荫皇家”，哪料到两百年后枝丫疯长，根须却烂透，一阵风就倒。最讽刺的是，给这棵树打营养液的，正是被树荫压得喘不过气的小民。他们交完“宗禄银”，回家喝粥，听评书骂贪官，第二天醒来，还得继续把银子送进王府，因为“姓朱”的那堵墙，早已砌进了自己的田契和粮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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