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山城重庆迎来解放，街头飘扬的红旗宣告着国民党统治的终结。就在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的紧张时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却下达了一道紧急命令：全力寻找一位名叫刘宗宽的国民党中将，并务必保证其安全。

这道命令让许多战士感到困惑，为何在千头万绪的入城工作中，要优先寻找一位敌军高级军官？随着历史面纱的揭开，这位神秘人物的真实身份和他在重庆解放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才逐渐清晰——他正是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的幕后英雄。

刘宗宽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他是陕西蒲城人，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在杨虎城部队任职。这位军事才华出众的将领，并非一开始就与蒋介石集团离心离德。转变源自一场个人遭遇：在查处一起军中走私案件时，刘宗宽因触及胡宗南亲信的利益而被反诬，不仅被撤职查办，还险些被枪决。

尽管后来经冯玉祥等人力保获释，但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本质。1943年，刘宗宽秘密加入了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当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接受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的建议，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开始了他的特殊使命。

1949年8月，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蒋介石退守西南，企图以重庆为据点做最后抵抗。这时，刘宗宽已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处于极其关键的位置。

8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召集张群、胡宗南、宋希濂等高级将领，召开决定西南防务的高级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刘宗宽扮演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角色。他深知蒋介石笃信解放军会效法三国时期邓艾由陕入川的典故，便巧妙利用这一心理，制定了一份将防御重点放在川北的“情况判断”。

为免引起怀疑，他特意将会议发言的机会让给了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由沈策向蒋介石阐述了这一观点。果不其然，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将胡宗南的14个军和罗广文兵团主力调往川北布防，而在川东南一带留下了防御空隙。

刘宗宽的谋划并未止步于此。当他发现罗广文兵团作为总预备队驻防重庆附近，可能随时填补川东南防线缺口时，又心生一计。8月底，解放军进攻安康、平利，威胁汉中，胡宗南向张群求援。刘宗宽趁机建议调罗广文部支援胡宗南。尽管罗广文与胡宗南之间存在矛盾，刘宗宽甚至亲自飞赴汉中调解，最终促成罗广文率三个军开往川西北。这一系列操作，使得川东防线门户洞开，为解放军从鄂西、川东南方向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发起西南战役。果如刘宗宽所料，部队从国民党防守薄弱的川东南方向迅速推进，直逼重庆。当蒋介石察觉上当后，慌忙调兵回援，甚至计划动用800辆汽车将胡宗南的王牌部队第一军紧急运往重庆。

这一绝密情报，又被刘宗宽偶然从第四补给区司令邱渊口中得知，他立即通过地下交通员将情报送出。刘伯承接到情报后，命令部队加速向重庆挺进，致使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刚到达重庆外围就被击溃。

11月下旬，兵临城下的解放军使得重庆城内一片混乱。刘宗宽利用最后的机会，以其代参谋长身份下达了一系列混乱的调令，让不同的部队和机关车队挤在同一路线上，导致公路严重堵塞，国民党无法运走重型装备和机密文件，特务的破坏计划也难以执行。11月29日，蒋介石父子仓皇逃离重庆。而刘宗宽没有随国民党撤退，他换上便装，隐蔽在重庆大学教授杨清家中，静待解放军的到来。

重庆解放后，当刘伯承终于见到刘宗宽时，紧紧握住他的手，称赞他对解放西南立下了巨大功劳，甚至评价其贡献“比十万雄兵还要大”。这一高度评价的背后，是刘宗宽提供的情报和内部策应，使解放军以极小代价迅速解放重庆，极大推动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解放进程。刘宗宽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他身处虎穴，以超人的勇气和智慧，在无形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这段历史，刘宗宽的人生选择折射出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抉择。他从一位国民党中将转变为革命事业的默默奉献者，不是因为利益的驱动，而是源于对正义的追求和对腐败政权的失望。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也取决于人心向背。在重庆解放7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一位幕后英雄的非凡贡献，更是要铭记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为新中国诞生风险智慧与生命的无名者们。正是有了刘宗宽这样的人物，重庆才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解放，山城的历史才能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