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的西北，空气里带着一股尘土味。扶眉战役刚刚结束不久，胡宗南部退向秦岭一线，第一野战军官兵在简陋的窑洞里摊开地图，许多目光最终都落在一个地方——兰州。
对普通百姓来说，兰州就是黄河穿城而过的一座省城；对当时的解放军指战员而言，这里则意味着另一层含义：如果拿不下兰州，西北就难言“彻底解放”；如果让“马家军”逃过黄河，青海、新疆那一大片地方的战事，就会变得异常拖沓。
有意思的是，决定兰州命运的关键一战，并不是在城内的街巷里，而是在几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山头上展开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彭德怀却突然下令：推迟总攻时间。许多战士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看似“按下暂停键”的决定，后来被证明极其高明。
一
时间稍微往前倒几个月，事情似乎要从另一座城市说起。
1949年3月28日，彭德怀抵达西柏坡。就在准备继续回西北前线时，中央临时改变安排，让他先赶赴山西太原，接替病重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这一步调整，既是对战场需要的权衡，也隐隐影响了之后西北战局的展开。
太原解放时间拖得很长，并非因为解放军打不下来，而是出于整体战略上的通盘考虑。华北战场要配合全国布局，太原得“留一留”，直到平津战役尘埃落定之后，才重新提上日程。等到太原战役真正揭幕时，徐向前的肋膜炎已经反复发作，高烧不退，根本支撑不了一线指挥工作。
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彭德怀从大西北回返路过山西。徐向前向中央请示，由彭德怀接替自己，承担太原战役的指挥任务。两位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在前线会面，身处战火之中，却难得有几分钟的交谈。
“打下太原，你的部队要调给一野，一起去西北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彭德怀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得很直白。
徐向前听到“西北”和“马家军”几个字，眼神顿时亮了。他对那片土地有太深的记忆。十多年前，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成建制部队损失惨重，那是他终身难以释怀的痛。只是病情缠身，他又很清楚自身情况，只能遗憾地回答：“怕是身体不行。”
尽管如此，太原战役中，许多作战命令仍旧沿用“徐向前”的名义发出，这里面的用意，外人未必都看得明白。若身体恢复，徐向前原本很可能亲自率领华北兵团开赴西北，在战场上同“马家军”作一个彻底了结。可惜事情终究没能如愿，太原战役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出现那种足以扭转命运的转机。
从1948年临汾战役结束算起，中央对华北兵团“南下”还是“西进”的权衡，其实一直没有停过。彭德怀当时就曾提出，让徐向前率部进驻西北，充实一野的力量。但中央考虑到西北战场那时主要任务是牵制，不适合大兵团展开决战，而且后勤补给压力巨大，只能暂缓。这一推迟，直接影响到西北二马被围歼的时间节点。
等到三大战役落幕，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已经大势已去，北方还在顽抗的主要力量，便只剩太原和西北广大地区。假如徐向前身体硬朗，率华北兵团驰入西北，大战的局面或许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历史没有“如果”，这一点，只能成他一生的遗憾。
二
说到西北，就绕不开一个名字——“马家军”。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西北地区主要倚仗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一支就是俗称“西北二马”的装备较强部队。所谓“二马”，指的是盘踞青海的马步芳和盘踞宁夏的马鸿逵。两人同姓同宗，却各自为政，表面上听命南京，骨子里却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
从战斗力来看，青海的“青马”部队要明显强于宁夏的“宁马”。这在红军西路军的那段历史中，体现得非常残酷。当年西路军西征，装备极其落后，有的连队三五个人才有一支枪，每条枪子弹寥寥，骑兵又严重不足。遇上装备较好且机动性极强的马家军，既打不过，又跑不快，只能被动挨打。
可以想象，当时的西路军官兵，看着黄沙漫天，心里却像陷入泥潭，既愤怒又无奈。十几年过去，这一段记忆始终像梦魇一样萦绕在许多老兵心头。等到解放战争后期，一野在西北反攻的号角吹响，许多人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一场普通战役，更是一次血账的清算。
1947年以后，为了稳住西北局势，国民党政府先后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想借此拉拢他们共同对抗解放军。但两个马姓军阀之间本就矛盾重重，对蒋介石也颇有防范之心，真正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即便如此，1948年西府、陇东一带的作战中，西北野战军与马家军交锋时一度吃了不小的亏。彭德怀在后来回忆中，甚至把那次战役列为自己“平生四大败仗”之一。打胜仗容易冲昏头脑，而挫败往往能逼着指挥员冷静下来，审视敌我差距。
到了1949年5月，马步芳和马鸿逵还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提出要“从速反攻西安”。此时胡宗南已经连续失利，西安、宝鸡先后失守，延安也再次回到人民手中。二马嘴上又是“反攻”、又是“光复”的口号，实际上更多是出于自保——一旦西安方向失守彻底坐实，他们迟早要面对一野主力的直接打击。
问题在于，彼时西北野战军肩上的担子极重。中央交给一野的首要任务，是牵制胡宗南，使其无法抽身支援全国其他战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彭德怀麾下的兵力一直捉襟见肘。直到太原战役结束，一野才陆续得到华北第18、19两个兵团支援，西北战场的力量对比，才算彻底扭转。
扶眉战役结束后，胡宗南被迫退至秦岭一线，原先在关中一带的部署大部分被打乱。一野这一边，也终于可以从“牵制为主”转为“逐步清算”，把矛头真正对准西北二马。值得一提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本来还筹划过一场“平凉会战”，结果还没开打，双方内部就先闹翻，平凉地区干脆拱手让给解放军。
三
随着平凉失守，兰州一线马上变得异常敏感。兰州不仅是甘肃省会，更是马步芳苦心经营多年的重镇，是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所在地，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时一野的部署，大致可以分为几路：
一支力量由第十八兵团和配属的第7军留在宝鸡、天水一带，继续牵制胡宗南残部，防止其北上增援；
另一股由第十九兵团64军向固原、海原方向推进，压制宁夏的马鸿逵，护住一野主力的右翼；
同时，第一兵团的一部分以及第62军，沿陇西、临洮、临夏、循化方向北渡黄河，直指西宁，打算截住马步芳可能的退路；
最后，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除64军外）共五个军约十五万人，组成正面攻击群，兵分两路直逼兰州。
从地图上看，这个部署是张“兜网”。如果正面攻下兰州，再由北路部队截断退路，马步芳手里的精锐就很难有整建制撤退的机会。中央当时也十分关注，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时，特意提出要加强预备队，防止战斗发展中出现意外。
不过，真正让中央忧虑的却不是兰州打不打得下来，而是马步芳会不会干脆不守兰州，直接退过黄河，沿着黄河北岸机动作战，甚至撤往青海、新疆一带。如果真演变成那样，一野固然有能力继续进攻，但整个西北解放的时间将被大幅拉长，形势就会变得极为麻烦。
可惜在马步芳父子眼里，兰州是他们苦心经营的“本钱”。退到青海、新疆，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抛弃多年积累的势力范围，心里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再加上他们对解放军的真正实力估计不足，居然还抱着在兰州打出一场“翻身之战”的幻想，最终否决了北撤方案。
不得不说，这一选择客观上帮了对手，也给一野创造了一个极难得的决战机会。
1949年8月4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正式下达兰州战役作战命令：以一野主力各部，发起对兰州的合围与进攻。此时兰州早已构筑起重重工事，城南群山环绕，山上挖满了火力点，整座城市仿佛藏在一道坚固壳子里。
8月下旬，攻城部队陆续抵达预定位置。到了20日，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全部推进至兰州外围。马家军嘴上仍在高喊“固守兰州”“与解放军决战”之类口号，实际却已心神不宁。马步芳把儿子马继援留在兰州担任前线总指挥，自己却悄悄退往西宁，准备随时乘飞机脱身。
这时有一条退路格外扎眼——兰州以北跨黄河的铁桥还牢牢掌握在马家军手中。一旦战况不利，青马主力可以随时北撤。彭德怀清楚，这座铁桥如果不被切断，战役再打得漂亮，对方都可能以“跑掉”为结局。
就在这种紧迫心情驱动下，彭德怀下令：部队于21日拂晓发起攻击战斗，对兰州实施总攻。
四
兰州南侧有三处制高点，是整个战役的焦点所在：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谁控制了这些山头，谁就掌握了城市南面的生死要道。
沈家岭尤其关键。它像一条葫芦形的山梁，高处可以俯瞰兰州市区，是马家军重点经营的防御阵地。阵地周围钢筋水泥工事、交叉火力点密布，山体坡度陡峭，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掩护接近的地形。
8月21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一野集中四个军九个团，对这三大高地同时发起强攻。火力打响之后，山谷之间回声轰鸣，烟尘覆盖了大半山腰。
负责攻击沈家岭方向的是第二兵团第四军。该军第11师担任中路主攻，32团作为突击力量，直接扑向沈家岭正面阵地。一浪接着一浪，战士们在密集火力下爬坡、卧倒、再爬坡，有的连冲了数次，仍被压制在山腰附近。
中午时分，前沿阵地轮换之际，敌军抓住间隙，从阵地上方反冲下来。由于山势陡峭，居高临下优势极大，我军一时间难以固守，伤亡明显增大。当日整体进展中，只有左翼第10师在局部地区略有推进，其他方向都受挫不小。
当晚，前线指挥所根据战况，决定让伤亡惨重的32团撤下休整，改由预备队31团接替主攻沈家岭。31团营以上干部临时召开会议，面对眼前之困，指挥员很快意识到，单纯依靠反复强攻，恐怕会进一步放大损失。
于是，他们提出一个办法：对壕作战。简单说，就是将部队尽可能靠近敌阵，趁着夜色挖掘壕沟，构筑一条条与敌阵地相对的前沿工事，白天隐蔽接近，夜间逐段蚕食，等条件成熟后再爆发式冲击，逐步把敌人从山梁上“啃”下来。
这个思路一旦形成，整个团连夜忙碌起来。31团2营趁夜摸到山腰附近，组织四个连同步掘壕，土石飞溅声压在枪炮余音之下，战士们几乎是咬着牙硬撑。到天色微亮时，一条条新的前沿阵地已经在敌人眼皮底下成型。
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第二天早晨，沈家岭很可能就会迎来又一轮更加激烈的“近身肉搏”。就在这时，作战科送来最新命令：暂缓总攻，推迟攻击时间。
短时间内，许多基层指挥员都有些发愣。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夜，本以为马上就要再度冲锋，怎么突然“刹车”了？一线炮火尚未散尽，后方已决定停下脚步，这在战争进行中并不常见。但从整体看，这个决定又极为关键。
五
这道命令正是彭德怀下达的。
8月21日的总攻，从凌晨一直激战到夜晚，进展远不算理想。多处阵地未能拿下，伤亡却相当明显，尤其承担重要任务的65军，损失达到八百余人。一些从抗战、解放战争一路打过来的老兵，私下里不免感叹：“这仗打得太硬，马家军真是不怕死，有点像当年的日军。”
战斗发起前，许多人对“青马”的估计还带着惯性思维，觉得在全国解放大势已定时，这支地方军阀部队不过是“残局”。但从兰州外围的激战看，青马不仅工事扎实，火力也颇为集中，许多阵地守备部队抵抗相当顽强，完全不像一些战线溃败地区那种“一触即溃”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原计划压上去，很可能会出现“伤亡不断扩大而攻坚迟迟不成”的局面。对于一支刚刚打完数场大战、兵员和弹药都要节省使用的部队来说，这是极大的风险。
彭德怀审读前线汇总上来的战况，思虑再三，决定叫停已经启动的总攻，给全军一个总结、调整的时间。他随后以一野司令部名义下达《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其中直言不讳指出：“’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对其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性急。”
这句话看似平常，实则把问题点得很透。战事发展到1949年夏季，很多部队经历了数次连胜，难免产生“全国大势已定”的心理。兰州一战，如果秉持原先那种“快打快决”的习惯做法，短时冲上去或许能拿下几个山头，但整体阵地要被彻底攻破，却未必就这么轻松。
彭德怀在后来的战役总结会上，专门提到这段经历。他在一次电话中对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坦言：“四军攻狗娃山，六十五军攻马家山也未得手。看来野司发起总攻的时间是仓促了些，使你们的准备工作受到一些限制。”
能在大战未竟之时主动承认仓促，调整节奏，这种做法在许多将领身上并不多见。有的指挥员一旦下定攻势，就恨不得一口气压倒对方，很难在半途中承认判断偏差。而彭德怀此举，恰恰体现了一种“敢打也敢停”的冷静。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领导此时也一直关注前线情况。得知兰州攻击出现困难，毛泽东迅速发来电报，提醒前线在战术上要更加精细，避免硬拼，强调要因地制宜，分割各个支撑点，逐段突破，而不是一味沿正面平推。
总攻被推迟后，前线的三天时间用得非常紧凑。各部队重新勘察地形，调整攻势方向，总结8月21日首轮攻击的得失，研究突破口的选择。炮兵根据前线观察结果重新校射，各团营又一次对冲击路线作了细致划分。那些原来“硬闯”都没摸清楚的山沟和暗堡位置，此时才逐渐被标注得更为准确。
表面上看，这只是多准备了三天，实质上却改变了整个兰州战役的节奏。等到第二轮总攻打响时，一野已经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带着清晰的标记，逐段去敲开对方的防线。
六
1949年8月25日凌晨，兰州再度被炮火唤醒。这一次进攻，矛头依旧指向那几处坚固的高地，而沈家岭再次成为焦点之中的焦点。
第四军第11师31团前两天刚刚构筑好的对壕工事，此刻派上大用场。根据新的部署，31团正面主攻，32团从西侧悬崖峭壁攀登，33团从右翼配合，企图形成对沈家岭的三面夹击。
由于21日的强攻已经暴露了不少进攻方向，敌军这次更加警觉。尤其是32团从悬崖一侧攀登的动作，很快就被山上的马家军察觉，敌人火力即时压制下来。许多战士刚露头不久，就被机枪和迫击炮打得抬不起头来，不得不就地寻找掩护。
这一阶段，沈家岭一带的战况可以用“惨烈”来形容。32团继前一轮战斗后，再次遭受重大伤亡，到战役结束时，全团还能维持战斗力的指战员仅剩十余人。这个数字听上去有些惊人的冷酷，却真实反映了那几天山梁上的血雨腥风。
正是因为有31团在正面猛攻，牵制了敌人大部分注意力，才使得32团在西侧悬崖阵地上勉强抢占了几个据点，固守下来。这些据点看上去只是小小的阵地，实则为后续全面突破按下了关键支点。
33团在右翼方向也付出了不小代价。多次冲锋、反复争夺，阵地从一方手里转到另一方手里，又再度被铁丝网和弹坑重新划分。战役结束时，33团剩余完整战斗力的官兵也仅约三百余人。
从整体看，第四军第11师在沈家岭一线可谓“拼到极限”。在投入战斗前，该师兵力约数千人，到战役结束，能保持战斗能力的不足千人。战斗当天，从拂晓打到中午，敌我双方围绕沈家岭主阵地反复拉锯。到了午后，原本准备用来进攻另一高地狗娃山的第10师30团，被临时抽调上来，加强冲击力量，这才让攻势没有在中途疲软下来。
傍晚6时许，沈家岭方向突然出现了明显变化。由于一直向前线增兵的马家军再也腾不出新的部队，全线火力强度开始下降。几处关键火力点被我军逐一压制后，对方阵地终于出现了松动迹象。接着，守军以小股撤退为开端，整条防线开始动摇。
直到那一刻，兰州整个防御体系才真正被撕开一道大口子。战后被俘的青马军官回忆时，不得不承认：“沈家岭过早失守，导致青马最后溃败。”在他们看来，只要沈家岭阵地尚在，兰州整个南面就像一道盾牌；一旦沈家岭失手，兰州就变成了失去支撑点的盆地。
值得一提的是，8月25日这一天，马继援留在兰州的指挥部，几乎从凌晨开始就不断接到各处前沿阵地败退的消息。沈家岭一线告急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他据说曾一度焦躁地问身边参谋：“还能不能守得住？”得到的回答越来越含糊。到了下午，他已经开始安排后撤路线，为自己留下一条逃跑之路。
同一时间，兰州之外还有一道“静悄悄”的战线值得注意。青马在激战中曾多次向宁夏方向求援，希望马鸿逵派兵牵制一野主力，减轻兰州压力。可马鸿逵此时也早已心怀退意，手头七万大军却迟迟不愿真正投入。象征性派出的小股部队，很快在战场边缘就被一野击退，没有形成任何规模影响。
当沈家岭、马家山、营盘岭等要点相继被攻破后，兰州城内局势瞬间逆转。一野部队乘胜向市区推进，街巷战持续了一段时间，敌军残部或被歼灭、或仓促逃亡。兰州的门户，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彻底打开。
七
兰州战役结束统计结果显示，一野付出了约8700余人的伤亡，换来对马步芳精锐部队的成建制毁灭。青马八十二军三个师的大部，一二九军两个师的部分兵力，加上数个保安团，共计二万七千余人被全歼，另有一万四千余人被俘。
仅仅看数字，很多人不容易体会那种冲击。要知道，有的团战前兵力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打到最后只剩几百个还能站在队列里；像32团这样的突击队，战至尾声能坚持战斗的不过十多人，几乎等于用整个团的鲜血，换来沈家岭阵地上那几个支撑点。
战役之后，有官兵私下感叹：“兰州这一仗，真是硬仗中的硬仗。”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全国解放进程已经进入尾声，在很多地方，国民党军队往往不战自溃，而在兰州，青马却仍然死死扯住阵地，与一野展开近乎贴身的消耗战。
从指挥角度看，彭德怀在关键时刻果断推迟总攻，避免了在准备不足情况下的无谓冲撞，使得第二次进攻能以更加周密的部署展开。这一“暂停”，看上去耽误了几天时间，却实实在在减少了更多无意义的伤亡。事后很多参加战役的指战员回顾这段经历，都多少会提到这一点。
兰州一战的落幕，也直接宣告马步芳在西北的主力被打掉。失去了兰州，他对青海、西宁等地的控制力迅速崩解。兰州解放次日，马步芳便忙着清点财物，将能带走的黄金、贵重物品装上飞机，运往重庆。等到解放军向西宁逼近时，他与马继援父子已经提前乘机仓皇离开。
9月5日，西宁宣告解放。昔日“西北王”的老巢，就这么在短短几天内土崩瓦解。
宁夏的局面也迅速变化。兰州失守后，马鸿逵选择同样的道路——乘飞机逃往重庆，将手中的部队托付给儿子马敦静。宁马虽号称七万大军，战斗力却明显不如青马。在一野继续推进下，宁夏方面的守军很快出现大规模崩溃迹象。
9月19日，宁马主力第81军宣布接受解放军条件起义，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2军。几天后，9月23日，第128军军长卢忠良投诚，解放军即日进驻银川，宁夏由此宣告解放。
至此，在西北横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马家军”势力连根拔起。曾经在河西走廊追击、围堵红军西路军的那支骑兵集团，在1949年的枪炮声中分崩离析。时间一拉长，不难看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轨迹：当年装备落后的西路军在马家军铁蹄之下备受打击，而十多年后，装备对比倒了个个，青马、宁马再也无法依仗骑兵优势，在现代战争面前处处受制。
在这一长长的战史链条里，兰州战役无疑是重要环节之一。它不仅是西北全境解放的关键转折，也在某种程度上，给那段关于西路军的旧账划上一个沉重却必要的句号。这一仗打得艰苦，打得血腥，却也把“马家军”几十年间累积下来的屠杀与掠夺，终结在黄河两岸的山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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