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将军是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和亲密战友，是杨虎城去职后的陕军统帅。孙蔚如将军在抗日战争中运筹帷幄，英勇奋发，勇敢善战，屡建战功。

孙蔚如于1896年1月31日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豁口村，为“耕读传家的诗书门第”，家中有田数百亩，祖父、父亲都务农、叔祖和伯叔父均有功名。他自幼随父辈读书，广涉经史子集，精研“仁义”、“中庸”，一生喜攻书法，爱诗词，好奕棋，在戎马侄您的军旅生活中亦未中辍。战争之余，或读书，或围棋，或吟诗。

1913年入西北大学预科，后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在讨袁战争时，经友人李桂棠、杨景震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开始了政治生涯。1924年冬，杨虎城的部队编为陕北国民军第二支队，孙蔚如任中校参谋长兼第二游击司令，挥师关中，对北洋军阀作战。

在“四·一二”政变时，各地军阀屠杀革命人民，而孙部驻防区仍保持着国共合作局面，许多共产党人来到第十军开展工作。他在砀山驻地纪念周大会上讲话时，严厉斥责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

这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皖北暴动，有人叛变告密，交出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名单，蒋介石电令镇压。当时，受杨虎城委托在军部负责外事的师长冯钦哉等人主张照办，并与他大吵。他感慨地说：“这些人一是我的

乡党（陕西人称同乡为“乡党”）二是我的学生，叫我杀谁呢？我杀了怎么能对得起陕西人，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学生，更怎么能对得起我的朋友！且这些人都有爱国之心，是有为之士，基于爱国救民之愿，不顾生命，参加革命，消灭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诚为可嘉，何为可杀！”

遂命孔从周（中共地下党员）将暴露的数十名共产党人以“遣送编余军官”的名义，给资护送出境。

在这期间，杨虎城举办教导队，委孙为副大队长。该队的共产党人很多，各中队的主要军官，除一名外，其他均为共产党员。第二年初，该队的共产党员酝酿兵暴，事情败露后，孙把暴露的党员用卡车送走。他说：“我既反对右倾的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的暴动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九·一八”事变之后，孙蔚如曾多次建议杨虎城弃陕而西，经营甘、宁、青、新四省，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形成一个进退有据的基地，以在未来时局中应付蒋介石的压力和外患日深的局面，时人称为“大西北主义”。杨虎城基本同意他的主张，并着手筹备，再次电请蒋介石委任孙为甘省主席。

可是，次年4月，蒋介石任邵力子为甘省主席，孙被免去宣慰使职，升为第三十八军军长，移驻平凉，旋移天水。

1933年，蒋介石为了让嫡系部队控制甘肃，将第三十八军调往陕南，与川军刘湘、田颂尧等部围攻红四方面军，并令胡宗南部进驻陇南天水，从侧背监视第十七路军。

这样，孙蔚如所主张的“大西北主义”成了历史之谈。蒋之所作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孙的反蒋抗日情绪。他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秘密计议，决心与革命力量联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有一次，他路过张良庙时，刻石“借君之椎，以椎暴日”八个大字，以申其志。不久，他按商定意见，派其军部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多次赴川北苏区与红军联系，红四方面军也派徐以新两次到汉中，与孙蔚如（十七路军全权代表）商谈互不侵犯问题。

他在会谈中表示，西北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个人对共产党人是抱友好态度的，希望红军将胡宗南部挤出陇南以至整个西北，十七路军不向红军作真面目的进攻，愿给红军作后方掩护并接济适量军事物资。双方达成协议，形成停战合作的局面。他给红四方面军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甘南、陕南各县）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迅器材、医药器械等物。在他的驻防区也减小了对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使其得到相当的发展。

1935年秋后，孙蔚如部先后驻防关中、陕北。此时，杨虎城接受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孙蔚如执行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方针，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掩护中共和红军的人员、物资过境，形成了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局面。

1936年春，杨虎城愤蒋不抗日，与孙相谋，提出“联合东北军发动抗日”的想法。孙回答：“抗日救国，义无反顾，但目前形势须拉蒋派抗日。否则，抗日不成，恐先惹起内战。”这年秋，杨虎城又派人持抗日刊物《活路》到宜川县见孙，孙复函说：“事须缜密，有谋人之心，事未成而为人知者，害莫甚焉。”后来，孙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决策，直到“西安事变”前一天夜晚，杨虎城方召孙开会布署，以扣蒋之事相告，他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主张：“要干就干到底”。

在采取行动之前，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高级将领来到杨虎城的新城大楼，开玩笑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抓，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明友。”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配合张、杨掌握全局。

在西安事变期间，孙蔚如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级第一军团军团长。经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多次教育，他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为实现这一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余部于1937年5月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成为西北军和陕西省的军政主要领导人。

七·七”事变后，陕西省主席兼38军军长孙蔚如积极请战。部队出发前，孙蔚如举行誓师大会，向陕西百姓庄严宣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他派出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第一七七师之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次第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以重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寇的军事进展。其中，第十七师和教导团在娘子关战役中，担任正面防守任务，与敌血战九昼夜，予敌以重大杀伤；五二九旅参加忻口战役正面防守十四天，得到战地指挥官卫立煌的五次嘉奖。

战后，孙部西撤黄河沿岸休整。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率领慰问团前往慰问，并对孙部班长以上干部多次讲解抗战形势和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还亲切接见了赵寿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该部提出了“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和“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

1938年2月，第十七师和第五二九旅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属太行山东路军战斗序列，归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在与八路军合作中，建立了内部政治工作，还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改善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年6月，配合八路军，收复了上党地区十九个县。

当日军逼近黄河时，陕甘地区人心惶惶。孙蔚如在西安各界的一次集会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讲话，引证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史实，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坚决表示，自己身为陕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从而使主张撤退逃走者惭沮缄默，社会各界也渐趋安定。

1938年7月，孙部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团。他解去省主席职务，任军团长，率部东渡黄河作战。11月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他任总司令，在晋南中条山西段坚持抗战。

1939年6月6日，日军牛岛第20师团、川岸第37师团之一个旅团，配属野炮第26联队、山炮第一联队、空军山口集成飞行队（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共38架），分九路进犯平陆、茅津、大巨20里岭防地。

孙蔚如主动将部队后撤平陆，敌跟踪进逼，将孙部主力包围于平陆北岸。孙后撤已毕后，即令第96军军长李兴忠率陈式玉之第177师、孔从周之独立第46旅，由敌正面突入，歼敌步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经过十昼夜激战，歼敌逾万（日军在运城追悼士官以上阵亡者，所列骨灰罐即达1700余个），完全恢复原有阵地，打破了日军扫荡中条山之企图。孙部也伤亡5000余人。

1940年8月，他为策应八路军“百团大战”，派出部队在同蒲路南段沿线，深入敌后分散游击，破坏铁路、公路，使敌交通干线不能正常运行。

孙部防守中条山两年多，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大量杀伤了敌人。日军牛岛之二十师团在中条山与孙部对战，曾先后补充新兵十九次。日军称中条山为其华北战场上的盲肠，人民则把第四集团军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孙蔚如在中条山抗战时期，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得到人民的支持。后来，他在总结这段经历时说：“兵在附民。…·敌与我对战三年，两指挥部相距不及百里，而敌不知我指挥部之所在。这全由军民一体，共保秘密，敌探不得进入之效。”

这年11月，第四集团军调防河南，守备黄河以南之巩县、汜水、荥县、广武百余里防线。

1943年10月，在广武地区战役配合其他部队收复郑州。1944年4月，参加豫西战役，在登封、汨水、韩城镇与日军激战两次，守卫了原有阵地。

在这期间，蒋介石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对付第四集团军，将主力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调到重庆受训，任其嫡系张耀明为该军军长，用以压制、赶走这个军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军官。

6月，孙蔚如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这年秋，他在轮流召见少校以上军官时说：“日寇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进犯。只要国人团结一心，一定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但又有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我看不是事实。现在看来又有内证的危险。”不久，他被蒋介石调到重庆将官班受训。

1945年6月，孙蔚如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四集团军所属部队被分编遣散。他将属下张镜白部编为警卫团带往六战区，驻湖北恩施。六战区的一切均为陈诚控制，实权操在副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之手。孙深感自己是一个徒有“战区司令长官”空名的看门人。他派秘书连瑞琦去看望被蒋介石拘押的叶挺，郭忏就借此散布对孙的不满情绪。不久，日本投降，孙任武汉战区受降主官。在十九天中，他负责解除日军武装二十一万人，接收工厂、仓库等三百余所，编遣伪军叶蓬部的邹平凡、李宝莲、公秉藩等三个军九万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蔚如看到蒋介石极力准备挑起全面内战，自己又无实权，意态十分消沉，连电辞职，迄未获准。这时，他对国内风云乃取避战观战之策，把身边的警卫团扩编为旅，以防被蒋介石吃掉。1946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旋改行辕，他为副主任。1948年秋，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此时，蒋介石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加紧逃台准备，并威逼孙逃往台湾。他乃携家避居杭州，并将警卫旅再次扩充（后改为第二三二师），随程潜驻长沙。在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他派秘书王子义前往长沙，授意该师相机起义。后程潜起义，即以该师为警备。

1949年春，解放军向上海挺进，蒋介石又派人逼孙去台湾，并已安排好飞机。他为迷惑蒋介石，派人去台湾买了房所，挂出名号，着人看管，自己则以经沪赴台为名，至沪潜居，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他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年底，应周恩来总理之约赴北京。

全国解放后，孙蔚如于1950年8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第一、四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以来，孙蔚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他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每次都使他激奋不已。

一次，毛泽东询问他的胃病是否还复发，使他大为吃惊：“毛主席竟知道我在抗日时期动过胃部手术！”一次，董必武对孙诚恳地说：“孙先生待人宽厚，要注意，你的老部下很多，情况不了解的，不要应人之托，进行推荐。”党和人民的关怀，更使他严格要求自己，勤奋愉快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孙蔚如时刻关心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怀念在台故旧。他常撰写文章，发表广播讲话等，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孙蔚如晚年生活愉快。晨起练拳庭院，暮归操锄花园。工作之余，随兴而至。孙教育子女严格，有男儿七个，女儿三个，各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去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西安革命公墓。武汉中山公园内现存有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受降碑：“中华民国卅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

致敬陕籍名将孙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