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读懂欧阳修，便不能只读《醉翁亭记》里的山水之乐，更要读他生命中那惊人的矛盾——他在朝堂上是淬火的钢，在笔墨间却是化水的柔。一身兼有士大夫的铮铮铁骨与词客的脉脉深情。
庆历三年的汴京，新政如火。范仲淹、富弼、韩琦站在前台，而欧阳修，是那支最锋利的笔，也是最硬的骨头。
他写《朋党论》，如宝剑出鞘：“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字字铿锵，把“朋党”这顶污名化的帽子，劈手夺过，戴出了正气凛然的勋章。那不是辩解，是宣言。
然而他最烈的刚，不在进取，而在退守。当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相继被贬，满朝噤若寒蝉。只有他，接连写下《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如同一人挡在溃退的洪流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皇帝厌了，权贵恨了，他最后也被贬出京。
可他的刚，竟连荒远之地也压不弯。到了滁州，他治下“政宽民安”。那篇不朽的《醉翁亭记》，哪里是醉卧山水的颓唐？分明是一个政治家在失意时，依然能将一方水土捂热的博大胸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他的“乐”里，是沉甸甸的责任。
后来他官至副宰相，主持科举，拔擢了苏轼、曾巩、程颢、张载……这一份照亮北宋后半叶星空的门生榜，是他为这个国家准备的最珍贵的“遗产”。他的刚，从未用于营私，始终指向一个明亮开阔的未来。
可是，当夜色落下，公文合上，另一个欧阳修便悄然浮现。
他褪去官袍，笔下流出的，是令后世心尖发颤的柔软与幽微。
他写痴情，能写到时光的骨缝里：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三个“深”字叠用，是宅院之深，是相思之深，更是命运如迷宫般的深不可测。那被锁在重重庭院里的，何止是佳人，更是人生中那些无处可逃的寂寞。
他写离愁，能轻得像一声叹息：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愁有了形状，是脚下的春水；愁有了生命，迢迢不断，你走多远，它就跟多远。这等笔力，是将滔天巨浪化作了脉脉暗流。
他写人生易老，写得惊心动魄：
“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今年的花比去年更红，明年的花定然更好，可陪我看花的人，还在吗？在极盛的繁华里，看见极沉的凋零，这是何等锐利又温柔的感伤。
他甚至在游戏般的《南歌子》里，也藏着小女儿般娇憨的情态：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
这哪里是士大夫？分明是一个在爱人怀里撒娇的灵动女子。他的笔，能潜入任何一颗心的最深处。
于是我们看见，他的刚与柔，从来不是分裂的。
他的刚，是儒家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担当，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这刚，给了他生命的骨架和方向。
他的柔，是对人间悲欢的至深体察，是对生命本真的诚实眷恋。这柔，给了他灵魂的血肉和温度。
没有那份刚，他成不了文坛领袖、一代名臣，那份柔或许会流于浅薄的呢喃；没有那份柔，他或许会成为又一个枯燥的谏臣，文字里不会有不朽的生命力。
正是这钢铁般的意志，护住了他丝绸般的词心；而那深切的柔情，又反过来滋养了他对苍生的悲悯。他在朝堂上为生民请命，在词章里为每一个孤独的灵魂请命。
最终，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政治身影，也不仅是一卷婉约深情的词集，而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家国与自我之间，活得无比饱满、无比真实的生命范本。
这就是欧阳修——可扛鼎天下，亦能绣心于微；能纵横于朝野，也安住于深庭。这份刚柔相济的智慧，让他历经千载，风骨依旧，温情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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