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正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主席听完后直言：“卫生部是干什么吃的？你会不会办事？全国人口85%都是农民，你们不把重心放在这些农民身上，跑去服务城市大老爷？”
接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信忠，我们都是从农民过来的，我们的初心就是让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你看现在，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们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去。不然，这卫生部哪里是人民的卫生部，那不就成了城市老爷的卫生部了吗？”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医疗卫生受到最大的质疑，钱信忠纠结地表示：“工作重心是应该转到农村去，但广大医生都不愿深入农村。农村待遇差，西药现在也贵得很，一个村子养不起一个城市的大医生呀！”
图|钱信忠
钱信忠停顿了会，接着说道：“西药贵，中药便宜，很多农村家庭都承担不起西药的价格，现在‘重西轻中’的现状也没有改变。虽然早已开始大力提倡中西医团结互助，互相学习，但曾经有中医把人医死的案例，大家都不敢轻易接受中医。”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沉思，说道：“还是要大力推进农村医疗，因为乡村医生有三个好处。草药保险，没有毒，不会害人；草药省钱，不像西药那么贵；农村一般都是小病，大病一般自己会上医院去。”
这也被称为“6.26”指示。
然而，如何落实又成了棘手的问题。
钱信忠突然想到了陈志潜的定县模式。民国时期，医疗事业得到广泛关注，有人提出医学革命论，随后“公医制度”便在城市实施。兰安生为了保障城市医疗卫生工作，便提出了城市医疗“三级体系”。
城市医疗“三级体系”很快得到较好的效应，这一体系也逐渐由城市推广到城乡结合部。遗憾的是，兰安生的城市医疗“三级体系”在农村无法适应。
面对这种情况，兰安生的学生陈志潜认识到：我国最广大的群体生活在乡村，想要保证医疗卫生真正惠及百姓，就必须解决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于是，陈志潜将医疗卫生放在乡下，并选择在定县试验，从而形成著名的“定县模式”。
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与兰安生的城市医疗“三级体系”相似，按照村、乡、区的对应分为保健员、保健所、保健院三级。
实际上却更为复杂，因为乡村的特殊地理形态，使得乡村大多由40-100个村组成，农村的面积大，并不好管理。村子与地区中心的联系也非常薄弱，所以在农村建立保健员是重中之重。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这种模式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广。20世纪30年代末，这种模式便在全国各地开始施行，三级保健成为医疗下基层的基础。于是，钱信忠以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为基础，在全国各地开展医学速成班，培养大批“赤脚医生”。
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叫王桂珍，1944年出生在上海市川沙县一个农民家，父亲管理几亩薄田，平时做些零工，母亲是家庭妇女。虽然家境贫寒，一家人还是过得其乐融融。
小学毕业后，王桂珍直接参与集体劳动，她不怕苦，不怕累，每次劳动时总是冲在最前面。
王桂珍不但生产积极，还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王桂珍的带动下，当地一大批只会干农活的妇女，也走上了生产第一线。王桂珍本人也非常努力上进，还不到20岁就成为村里的党支部培养对象，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6.26”指示下达后，各地都开始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市江镇公社举办了一个医学速成班，培养可以长期住在农村，也愿意四处奔波给大家看病的农村医生。
在招收学员时，标准也十分明确，必须是贫农出身，有文化，且政治表现好。归根结底一句话：根正苗红。
当速成班的通知传达到王桂珍所在村子时，村委一致决定让王桂珍去。她出生贫困，小学毕业，符合文化要求，现在是预备党员，政治立场十分坚定。就这样，村委给王桂珍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收拾行李踏上求学之路。
王桂珍到达镇上后，发现医学速成班只有28人。她明白被推上来的都是很优秀的人，脑海中也只有一个念头：好好学习，给村里长脸。村委把希望交到自己身上，绝不能叫人失望。
在速成班的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为了使学员学会几年才能掌握的知识，速成班的课程安排特别紧。医学方面又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多门知识，小学毕业的王桂珍一时很难掌握。为了跟上大家的进度，王桂珍每晚拿着手电筒学习。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王桂珍成为速成班学得最好的学员。现在，她基本掌握了大部分医学知识和治病办法。在医学速成班结课后，按照公社安排，王桂珍回到村里开始为大家看病。
起初，村民都不相信王桂珍只学了4个月就能治病。毕竟在大家印象中，医生需要学好几年才能看病开药，人们很怀疑王桂珍的能力。
很快，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有天晚上，一位大娘和其孙子肚子疼，村民叫来王桂珍过来看病。结果，同样是肚子疼的两人，王桂珍却开了两种不同的药。
大家都疑惑地问道：“他们两个都是肚子疼，为什么是两种不同的药？”王桂珍解释道：“老大娘是这两天降温，风寒，感冒了导致肚子疼。她的孙子，是因为自己调皮捣蛋，吃了山上有轻微毒性的果子，所以会肚子疼……”
经过王桂珍一番解释，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肚子疼可以是很多方面引起的。
大娘和孙子吃了王桂珍开的药后，很快肚子就不疼了，大家也因为这事对她刮目相看。平时，王桂珍总会背起药箱，挨家挨户给农民看病，有时也会在田里给大家治病。在劳动很忙碌的时候，王桂珍也会和大家一起下地劳作。
图|农村医生
王桂珍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在村里弄了一小块土地，种上一百多种药材。村民也很支持她，专门给她建了一个土药房，供她制作中草药。王桂珍平时也会利用所学知识，去研究新办法，争取让农民少花钱。
因此，王桂珍在闲暇时间也会拿医书钻研。她所在村子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当地农民从播种、插秧、除草、施肥、到收获，都是脱了鞋子赤脚劳作。王桂珍有病人时，便带着医疗箱去看病，看病完回来就来和农民一起劳作，也是打赤脚下田。
所以当地农民都称呼王桂珍为“赤脚医生”，她本人也对这个称呼很喜欢。或许是王桂珍乐于助人，农民互相赞扬，她广为人知。1968年，上海市党政部门派记者前往王桂珍所在村子，对她进行采访和报道。
当地村民兴高采烈接待记者，给他们讲述一件又一件王桂珍的事迹。记者也被王桂珍的坚持所震撼，于是针对王桂珍的事迹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生动形象描绘了上海江镇公社如何培养“赤脚医生”，并对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精神进行报道。
这年夏天，这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正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该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
同年9月，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转载这篇报告。9月14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篇报告，瞬间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通过这篇文章，大家了解到“赤脚医生”指的是半医半农的农村卫生员。这篇文章同样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从头至尾仔细阅读，并批注“赤脚医生就是好”的评语。
图|毛主席
毛主席的批示，无疑是对王桂珍的肯定。其中也离不开对亦医亦农，在乡村为农民服务的医疗模式的肯定。由此，王桂珍成为赤脚医生第一人，并与毛主席一起登上过天安门。
说到“赤脚医生”王桂珍，我们不得不再提一下“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覃祥官当时是长阳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公社所在的地方叫秀峰桥。公社周边百里外没有一条公路，所以来公社看病十分困难。覃祥官看到这情况心里很急，自己学了医术却救不了大家，他每天夜里都辗转反侧，思考如何帮助大家。
当时，正流行办生产合作社、信用社。覃祥官心里便琢磨能不能办个医疗合作社，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让山里的人们自己解决看病和吃药的问题。
有了主意，覃祥官就告知公社党委，为此还特意写了一份《关于在杜家村大队实行农民合作看病和集资办公室的设想》。党委对此还特意开了一次会议，大家都同意办医疗合作社，不过具体的实施方案还没有说。
覃祥官便打算回老家先试验一下，为了这件事情，他背水一战，辞去了医生职务，回到老家。他对这件事也没有多大把握，晚上覃祥官点燃油灯，拿出一把算盘开始计算。村里有多少人？生病的概率是多少？常见的病例有多少次？一次看病要花多少钱？……
这一算吓一跳，平均一个人要花几十块，这哪是农民能承担得起的？覃祥官想了想，又开始做起了减法，开支最大的是医护人员工资。
覃祥官心想，毛主席提倡“亦工亦农”，我们也可以“亦医亦农”。医生、护士、卫生员都拿来分工，再把知识青年培养成医生和护士，这不就大大节约了医护人员的开支吗？
第二大开支便是药材费，至于药材的话，漫山遍野都是草药。而且，还有很多名贵药材，可以直接去山上采，也可以自己种植。经过一番减法计算，每人每年1块钱，集体公益金补助4角钱，每次看病只需5分钱挂号费，这就可以把合作医疗社建起来。
等覃祥官计算好一切，天也亮了。吃过早饭，覃祥官跑去跟村支部书记讨论这件事。村支书听完后，拍着大腿叫好，他对覃祥官说道：“你想清楚，以后当农民，能接受这样的转变吗？”
覃祥官回答道：“当然没问题！我不仅想自己弄，还打算把你开药房的老爹喊过来呢！”村支书有点担忧地说：“那这可得好好争取，他凭借这个小药房，养活了一家人嘞！”在覃祥官的劝导下，村支书的老爹同意加入。
很快，合作医疗社正式成立。那天，许多人过来捧场，有过来看病的，也有来道喜的。总之，村里人都十分高兴，看病、吃药的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
合作医疗社建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办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出了“三土四自”。“三土”即土医、土药、土洋结合，“四自”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
队里为了解决药物问题，给合作医疗社划分了一片药田，医生不仅要看病，还要种草药。就连覃祥官也一边背着药箱四处巡诊，一边上山采药，下地种药。
图|采草药
村民看到后很是感动，开始自己上山采药，下地种药。没过多久，医疗社的事情就传开了，左乡右邻都赶过来看病。大家都觉得这个医疗社好，再者县里面也大力支持，所以在次年开始实行“合作医疗社”制度。村里建起卫生所，生产队建立医疗点，并开设小药房。
随着更多医疗队伍加入“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社”的队伍，从此便有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社”的治疗体系。农民吃药、看病难的问题，也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
时代不断进步发展，我们过上了小康生活，“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社”等已逐渐淡出了。
“赤脚医生”这个群体因时代而生，又被时代遗忘。从赤脚医生转换为乡村医生，是时代给予坚持奋斗的赤脚医生的一份礼物。时过境迁，乡村医生已不同以往的赤脚医生了。
面对国家日趋完善的农村医疗体系，乡村医生所要做的更多是登记和报销合作医疗费用。赤脚医生不仅是一个群体，更是一个社会动态的反映，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与背影，更对现有的乡村医疗设施有着深深的启示作用。
赤脚医生长在农村，最后也沉寂在农村。他们留下来的是曾经白衣天使的梦想，也可能只是一个赤脚医生的名称。可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记得曾经辗转各个村落间忙忙碌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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