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甘肃南部的山沟沟里，那个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
蒋介石的一封绝密电报拍到了案头，上面就差写着“杀无赦”三个字了：红军要过境，必须全歼，一个不留。
这会儿红军日子正难过，缺枪少弹，要是换个稍微想升官发财的国军将领，这绝对是给南京表忠心的好机会。
可当时坐镇指挥的那个军长，捏着电报看了半天，最后做出的决定让手底下参谋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他没让修碉堡，也没让架机枪，反而下了道只有十来个字的死命令：“只要红军不开枪，咱们绝不许开第一枪。”
这还不算完，为了怕手底下大头兵“走火”，他干脆让部队主动往后撤了三公里，硬是在防区里给红军让出了一条这种通天大路。
事后南京那边查下来，问责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过来。
这位爷倒好，慢悠悠回了四个字：“地形不立”。
理由烂得连刚入伍的新兵蛋子都不信，可怪就怪再，生性多疑的蒋介石这回居然忍了，没杀头，甚至连官都没撸。
这个把脑袋别再裤腰带上，敢把老蒋当猴耍，后来还被毛主席请上座的“怪人”，就是邓宝珊。
很多人看历史，觉得非黑即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邓宝珊这人，活生生把那个黑白年代搅成了一局看不懂的高端局。
要说邓宝珊这胆子哪来的，还得看他的出身。
这人也是个苦命娃，家里穷得叮当响，爹死得早，十来岁就得去工地搬砖和泥。
那时候社会是个什么样，他比谁都清楚。
1909年他在兰州虚报年龄混进新军，图的压根不是混个一官半职，就是单纯觉得这世道得变一变。
这种从泥坑里爬出来的经历，让他后来碰到李大钊的时候，一下子就看对眼了。
虽然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又是冯玉祥手下的悍将，但他的心，其实早就偏到穷人那边去了。
最能说明这人“路子野”的，是南昌起义前那档子事。
那时候共产党惨啊，被各路军阀撵得满世界跑。
后来的“军神”刘伯承为了躲避追捕，一路逃到西安，身上不仅没钱，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当时刘伯承跟邓宝珊其实没啥深交情，就是听周恩来提过一嘴，说这人“仗义”。
刘伯承也是没办法，硬着头皮找上门。
结果怎么着？
邓宝珊不仅没绑人去领赏，反手就掏了六百大洋。
那时候六百大洋是什么概念？
能在北京买个小院子，能买几十条好枪。
这笔钱直接成了刘伯承去南昌的路费，这才有了后来那个惊天动地的“第一枪”。
这就叫格局。
别人躲都来不及，他敢雪中送炭。
邓宝珊常挂嘴边一句话：“帮朋友就要帮到底。”
但这可不光是江湖义气，这是他在赌国运，而且他赌对了。
你可能会纳闷，既然邓宝珊这么“红”，蒋介石咋还敢用他？
特别是1937年，老蒋居然派他去守榆林。
榆林是啥地方？
那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离延安也就一步路。
让一个“亲共”的将军去封锁延安，老蒋这是脑子进水了吗？
其实这才是蒋介石的算计，也是邓宝珊玩得最高明的地方。
那时候抗战形势乱成一锅粥，蒋介石又要抗日又要防共。
要是派个嫡系死硬派去榆林，跟八路军打起来，破坏抗战统一战线的黑锅老蒋背不起；再说胡宗南的大军在南边盯着，北边要是乱了，正好让日本人捡漏。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精：用邓宝珊在西北的威望镇场子，利用他和那边的交情维持个表面和平，只要八路军不出来，榆林就是个缓冲带。
蒋介石想让他当门神，结果他把自己变成了快递员。
在榆林那几年，邓宝珊名为封锁，实则就是个“交通站站长”。
延安缺啥物资，往来啥重要人员，只要走榆林这条线，基本全是绿灯。
他甚至敢在内部会议上拍桌子：“咱们的任务是打鬼子，不是打中国人！”
这在当时的国军里，属于标准的“叛逆”。
更有意思的是他和毛主席的关系。
那年头两军对垒，他居然三次跑去延安串门，那架势不像谈判，倒像是走亲戚。
最绝的是1943年那次。
国民党中央发电报让他回重庆述职，特意叮嘱要“坐飞机直飞”，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别路过延安，别跟那边眉来眼去。
邓宝珊才不吃这一套。
他找了个理由，非要骑马走陆路，晃晃悠悠就穿过陕北去了。
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摆酒接风。
席间两个人聊开了，说到包围延安的胡宗南，毛主席来了句经典的湖南味比喻：“胡宗南就像是挑着两筐鸡蛋叫卖，我们丢给他两个石头，他就全部砸烂了。”
这话里的自信和蔑视，把邓宝珊听得一愣一愣的。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送了他一件狐皮大衣。
在那个穷得掉渣的延安，这可是顶级的重礼。
这不仅仅是件衣服，这是把后背交给他的信任。
到了1949年，这盘棋终于下到了收官阶段。
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守将傅作义还在那儿犹豫，打也不是，降也不甘心。
这时候，又是邓宝珊站了出来。
他是傅作义的老伙计，又是那边的老朋友，这话只有他去说，傅作义才听得进去，毛主席也才信得过。
最后北平和平解放，紫禁城没挨炮弹，老百姓没遭殃，这功劳簿上，邓宝珊的名字得写在头几行。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前国民党上将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当了甘肃省省长，后来又是民革中央副主席。
他这大半辈子，其实就证明了一个理儿：在那种大是大非的转折点上，哪怕你身在曹营，只要心是热的，路就不会走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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