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冀鲁边区的一场小型军事会议，地点在新海县大赵村。
参会的只有几位主官，气氛安静得出奇。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内部碰头会，竟然成了黄骅人生的终点。
子弹从窗外飞进来，打在旧式木窗上，碎裂声像一记警钟。
黄骅中弹倒地，没来得及说一句话。
陆成道扑上去，想挡一下，结果也没挺住。
几个枪手几秒钟就完成了任务，然后消失在玉米地里。
这不是敌人干的。
是自己人。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拍案而起。
他只说了一句话：“查清楚，一定要血债血还。”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儿得从邢仁甫说起。
邢仁甫原本是个草莽出身的军人。
他爸是盐山一带的土匪头子，名字一提，老百姓都避让三分。
他自己也不愿提起过去，常说：“我不是我爸那路人。”为了甩开家里的影子，他十几岁就跑去北平当兵，从马鸿逵那种军阀手下爬起来，干过兵、做过参谋，最后还是靠共产党点了他的灯。
1929年，他在地下党引导下入了党。
那年他还只是个国民党军队里的小军官。
可这人有点子，胆子也大，很快就在北方搞起兵运，后来干脆拉起一支队伍，自己当了司令。
七七事变之后，邢仁甫组建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活动范围从盐山到庆云、无棣。
他打仗狠，战术灵活，几十个人能打出几百人的动静。
不光打仗，他还下乡走访、开仓放粮，在老百姓眼里，那时候的邢司令，是个活菩萨。
可时间一长，风向变了。
到了1941年以后，战事吃紧，中央开始整顿边区军权。
冀鲁边区地理重要，离津浦铁路不远，是敌我争夺的胶着地带。
中央想把这块地方管得更紧些，安排了黄骅过来。
黄骅是老红军，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干部。
原名黄金山，出生在革命老区，打过红军长征，跟着新四军南征北战。
调来冀鲁边，是带着任务来的。
他性格稳，话不多，但做事有章法。
刚到边区那会儿，他主动去拜访邢仁甫，态度算得上客气。
他说：“我是来协助工作的，不是来抢位置的。”邢仁甫嘴上说欢迎，眼神却越来越冷。
那时候的邢仁甫，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骑毛驴下乡的司令了。
他住的是土改后的地主大院，穿的是定做军服，身边还有个叫宋魁玲的宣传队员，早就公开成了“搭班人”。
宋魁玲长得好，唱戏唱得也好，队里人都知道她是“邢司令的人”。
黄骅来以后，不声不响地开始整顿军区纪律。
有一次他在会议上说：“部队里不能搞特殊化，司令也不例外。”那话说得不重，但邢仁甫听得出来，这是冲着他来的。
更让他难受的是，部队里的人也开始有了议论：“邢司令能打仗，可黄副司令像个干部。”
这句话他听了不止一次。
每听一次，心里就凉一分。
1943年5月，中央正式下调令：邢仁甫调往延安党校学习，黄骅正式接任。
这是组织的安排。
可邢仁甫不想走。
他找了个借口，说：“现在青纱帐还没长，敌人火力密集，路上太危险。”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开始想办法。
6月30日那天，黄骅和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人去大赵村开会，是邢仁甫亲自安排的地点。
会议没有公开通知，也没有加强警卫。
那天夜里，一队枪手悄悄埋伏在村外，开会不到五分钟，枪声就响了。
打完仗的土墙上，还留着弹孔。
黄骅倒下时，穿的是那件老旧的军装，胸前的布扣子都被打碎了。
几天后，整风小组就要进驻冀鲁边，调查这起“内部流血事件”。
可人已经不见了。
邢仁甫带着宋魁玲，还有几名亲信，用假身份穿越封锁线，往南逃到了天津。
他投靠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带去的不只是地图和名单，还有全部的驻地布防图。
他还写了一封亲笔供词，说愿为“皇军效命，充当剿共急先锋”。
日军给了他个新头衔：“津南六县剿共总司令”。
还配了日本顾问和武装。
那段时间的冀鲁边区，曾经打不下来的村落，被他带着新部队反过来“扫荡”。
老部下被抓，他亲自审问。
有人说：“邢仁甫拿着八路的图纸，打八路。”
1945年日本投降，他立刻又换了身份，投靠了国民党军统，被编为天津站少校组长。
后来又成了“地方保安”，在河北活动，一边逃避清算，一边继续收拢旧人。
天津一解放，他就被抓了。
1950年9月7日，盐山县举行万人公审大会。
邢仁甫站在审判台上，面如死灰，没有申辩。
行刑那天，天很闷，土路上落满尘灰。
枪响之后，没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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