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城初解放，一辆车在街头停下，从车上缓缓走下的，是一位打扮讲究、穿着旗袍的中年妇人。
这名妇人不是别人，正是街坊口中的“张太太”，那个平日里与邻居打麻将、聊家常，被大家视作“啥都不懂”的家庭主妇。
可这天起，所有人对她的认知都被彻底颠覆，她竟是中共南京地下情报网的掌门人，市委书记陈修良！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将整个城市耍得团团转三年之久？她的故事，或许比任何一部谍战剧都更惊心动魄......
主妇的惊人身份
1949年4月，春光明媚，南京街头笼罩在刚刚解放的轻快氛围中。
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样的清晨，一声沉汽车轰鸣打破了胡同的平静。
车门被拉开，从车上缓缓走下一位妇人，身姿挺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眼神笃定，嘴角带笑。
“哟，这不是张太太吗？”
“那解放军，还给她开门咧！”胡同口卖豆腐的老郑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不会是送错人了吧？”
可事实摆在眼前，那位日常总是穿着碎花围裙、拎着菜篮子的“张太太”，正一板一眼地跟解放军说着什么，语气不紧不慢，丝毫没有往日的柔弱与迟钝。
军官满脸敬意地点头，随后一挥手，又从军车上下来几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整齐列队，护送她朝家门口走去。
就在众人目瞪口呆时，有人大着胆子问：“张太太，这是怎么回事？”
她回过头来，轻轻一笑：“我不是张太太，我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这一句话，如同一颗炸弹，在安静的胡同里引爆了连环震荡。
“市委书记？她？那咱们平时打麻将……不是，她不是连字都不认全吗？”
没人相信，这条街上的人，哪个没跟“张太太”打过交道？
她每天出门都拎着竹篮子，买菜讨价还价，打麻将输了爱闹情绪，连收音机怎么调台都搞不明白。
她还老爱问别人“国军”和“共军”哪个更厉害，怎么想也就是个心眼实诚、见识不广的家庭妇女。
可现在呢？围观的人群久久未回过神来。
有人突然想起，几个月前，有一名外地口音的男子来过张太太的铺子，张太太看起来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还傻乎乎地请旁边人帮忙翻译。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障眼法。
还有一次，有孩子把球踢进她家窗户，她居然吓得不敢让人进门取球。
邻居当时还笑她胆小，可现在想想，那屋子里极可能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不容丝毫破绽。
最难堪的是那些曾经嘲笑她“半文盲、脑子慢”的人。
三年来，他们自以为是地在她面前展示各种政治见解、时局分析，“张太太”听得云里雾里，偶尔还会问些“傻问题”。
原来，她不是真的不懂，而是太懂，不是不在意，而是太谨慎。
原来他们口中的“张太太”，不是那个在街头买菜讨价的妇人了，而是一位能够在蒋介石老巢中周旋三年的顶级特工，一个真正做到了“大隐隐于市”的传奇女子。
南京街头依旧有风，一如昨日。
但在那幢再普通不过的小楼前，似乎提醒着所有人，他们曾与历史擦肩而过，与英雄同街而居，而他们甚至没有察觉。
名门闺秀，钢铁意志
陈修良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从未为一日三餐发过愁。
可惜，她还未从童年的甜梦中走出，父亲便突然因病去世。
父亲留下的遗产丰厚，足够她与母亲安稳度过一生，若世界真的如账本那般算得清楚，或许她这一生注定会是位琴棋书画的温婉女子。
但世道从不讲公理，父亲尸骨未寒，族中人就如豺狼围上来，把本该属于母女俩的田产房契据为己有，理由荒唐至极，“女儿不继嗣，寡妇无权”。
一夜之间，锦衣玉食的日子成了往事，母亲袁玉英拖着一口破箱子、抱着年幼的陈修良，搬进了简陋的租屋，住在漏雨的屋檐下、吃着掺糠的米饭。
但就是在那样暗淡的生活中，袁玉英挺直了脊梁。
她不哭，不求，不妥协，她只是沉默地把书从旧箱子里翻出，一本一本地教女儿识字、读书、讲故事。
她最爱讲的是秋瑾的故事，那个宁波的女侠，那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巾帼英雄。
或许正是那无数个饥寒交迫的夜晚，听着母亲低声诵读诗句与英雄故事的耳濡目染，才在陈修良的心里，种下了一颗不同于寻常女子的种子。
1921年，14岁的她以宁波女子师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周围同学多出身名门，但她从未自卑，反倒倔强得很，整日埋头苦读，从不参与闲聊。
她学习极其刻苦，作文常常在全班第一，讲起课文来言辞犀利、目光有神。
可她那副“争强好胜”的性子，也很快引来了风波。
在一次关于时政的课堂讨论中，她大胆批评当局对农民疾苦视而不见，谁料这番话被老师当作“激进思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很快被贴上“危险学生”的标签。
不久，一次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抗议活动爆发，她参与其中，被校方开除。
回家的那天，她拎着包站在校门口愣了很久，直到看到母亲袁玉英站在街角，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提着她熟悉的棉被。
袁玉英却平静地接过她手中的东西，说：
“哭什么？你做得没错，怕什么？你只要有书读的心，这天下总有你容身的地方。”
这句话成了她此后无数次跌倒时的信念支撑，后来在恩师的引荐下，她顺利插班进入杭州女子中学，继续求学之路。
也正是在那里，她的人生出现了重要的转折，她遇见了向警予。
她是当时江浙一带最受瞩目的进步女青年，她的讲座总能把听众的心“点燃”。陈修良第一次听她演讲时，整个人都怔住了。
她说：“什么是女权？不是你在家做了主，而是你有参与国家命运的勇气。”
很快，陈修良成了向警予的“贴身学生”，也成为她的秘书。
在向警予的引导下，她走进了地下党组织，逐步接触到真正的革命事业。
她加入地下组织，穿梭于浙江、上海、江苏之间，传送情报、组织活动，常年生活在暗网之中。
也是在一次行动中，她遇见了后来的丈夫，沙文汉。
那时他在负责情报线路联络，两人合作默契，几次化险为夷后渐生情愫。
但爱情在那个时代并不能带来依靠，反而让他们时刻警醒，生死关头从不拖累彼此。
他们约定：“若谁被捕，另一人不许营救。”
因为他们都知道，有些位置，是不能暴露的。
1946年，她收到华中分局的任命，即刻潜入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蒋介石眼皮底下，重建地下情报网。。
彼时的她已是训练有素的老特工，手中握有复杂的情报网络图谱，身上藏着潜伏技巧的集大成。
面对丈夫的担忧，她只说了一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后来，她悄然无声地消失在南京城的城门口，像一个普通的妇人走进蒋介石的铁桶老巢。
顶级潜伏者
进入南京城的那一刻，她便开始了彻底的“消失”。
昔日的革命干将、党员骨干、组织者、策反者，从此埋进市井尘土。
起初，她寄住在地下党员柏炎夫妇的家中，对外身份，是从乡下投奔侄子的寡妇姑妈。
邻居们常常在背后笑她“木讷得像个小学生”，甚至调侃她连算盘都不会拨。
而实际上，这位“文盲姑妈”，却是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络的核心。
白天，她抱着孩子在门口坐着，边嗑瓜子边和邻里聊东家长、西家短。
晚上，灯光一暗，她便指挥着那对“侄子侄媳”进行线路重建、信息传递、情报清点。
在南京的三年时间里，她搬了六次家，每一次都是悄无声息。
有人问她怎么总是“租不稳”，她笑着摆摆手：
“我这人爱挑地方，住着不顺心就搬。”
有一回，街坊提议给她介绍个老实的鳏夫，说她一个妇道人家，靠侄儿吃饭不好听。
她愣了下，随即红着脸低头说：“不敢想这事了。”周
围人一哄而笑，更加认定她“无能无用”，这让她的伪装愈加牢靠。
可就在这“文盲姑妈”的掩护下，她一步步重建起了南京地下党组织。
从原先零散、断线的200余名情报员，到后来的高效分工、单线联络、交叉验证，陈修良仿佛织网的蜘蛛，把细密而致命的丝线铺满了整个城市。
到了1947年底，随着工作推进，她意识到，“姑妈”这个身份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情报传递需求。
一个没有电话、没有通讯器材的家庭妇女，很难支撑起庞大的信息传输。
而要“有理由”地接触这些工具，她需要换一副“面具”，于是，张太太登场了。
她以一笔来自“娘家侄儿”的资金，在南京闹市区租下了一间商铺，取名“华德电料行”，主营灯泡、电线等普通电器配件。
她则成了电料行的“老板娘”，张太太。
这位“老板娘”看起来毫无经商头脑，账记得糊里糊涂，连电线型号都常常弄错。
店员们一边替她整理货架，一边背后笑话她。
可就是这个看似“好摆弄”的女老板，每天都要独自待在那台电报机旁，发送一封又一封关乎前线战局的情报。
她的商铺成了天然的掩体，门前熙攘，出入频繁，无人起疑。
她还特别“入乡随俗”，把南京女人的生活方式学了个遍。
早上到街口排队买豆腐，下午揣着零钱坐在麻将馆里，手法笨拙、听不懂术语，输了还傻笑，说“练手练手”，谁也不会把她和特工两个字联想在一起。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夜，整个情报网络已经运转至极致，她把情报网编织进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里。
她为渡江战役提供了第一手地形图、船只分布、电力系统数据……而敌人连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她藏在尘埃之中，沉默无声，偏偏翻动了南京这座城的命脉。
1949年4月23日，陈修良站在电料行门口，望着这座曾埋伏三年的城市，说：“该醒了。”
而同时，解放军成功渡江，攻入南京。
她坐上车，前往35军军部，守门的哨兵以为她是普通百姓，她却淡然报出：
“我要见你们的何希克政委。”
不到十分钟，何希克政委疾步跑出，握住她的手，泪水盈眶，他们知道，是她和她背后的情报系统，为这场胜利铺设了隐秘而坚实的道路。
她不是在正面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却是那个让战场提前溃败的“幽灵”。
南京城的平稳解放，少不了她在暗处打下的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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