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议案，要求朝鲜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6月27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通过美国的提案，指责朝鲜拒绝停止军事行动并拒绝把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是对和平的破坏，建议联合国会员国向朝鲜南方提供必要的帮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按照决议提供军队和其他援助，交由美国领导的司令部使用。决议称各国提供的军队为“联合国军”，授权美国任命“联合国军”指挥官，使用联合国的旗帜，授予司令部“联合国全权”。7月8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杜鲁门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可以如此堂而皇之地借用联合国名义干涉朝鲜战争，与苏联缺席安理会讨论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1950年1月13日，苏联为了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退出了安理会，此举和朝鲜半岛的形势并无直接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回忆，在安理会召开讨论朝鲜形势的会议前，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从纽约打电报给莫斯科，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应该参加为讨论美国提交给安理会的一封信而召开的会议”。当晚，斯大林打电话给葛罗米柯，问他“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下达什么指示？”葛罗米柯回答说，“外交部已起草了一项指示，正在送您审批。这项指示的实质是：第一，坚决驳回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指控，并且同样坚决地控告美国参与发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第二，一旦有人建议要安理会通过旨在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者反对它和苏联的决议，马立克就应该立刻使用否决权，阻止通过这类决议。”斯大林听了葛罗米柯的汇报，虽然用激烈的言辞谴责了美国提交安理会的敌视苏联和朝鲜的信件，却出乎意料地说，“我认为，苏联代表不应该参加安理会会议”。（--〔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上，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261页。）

葛罗米柯提醒斯大林说，“如果我们的代表不出席会议，安理会就可能通过任何决议，甚至打着 ‘联合国部队’的旗号从其他国家派遣军队到南朝鲜去”。葛罗米柯回忆说，“这一理由并没有给斯大林留下特别的印象。我感到，他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 “然后，斯大林实际上口授了一项指示……40分钟后，这项指示就发给了我国驻安理会的代表”;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提醒过斯大林的事情发生了，安理会通过了华盛顿强加给它的决议。被派往南朝鲜的各个国家的武装部队都被贴上了 ‘联合国部队’的标签。当然在这个事件中斯大林明显地感情用事，没有很好地权衡自己的行动。这似乎不符合他的思维方式，但事实正是如此”。然而，“感情用事”四个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斯大林作为一个精于韬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不可能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感情用事”，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的这个决定呢？

由于苏联是为了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退出安理会的，似乎只有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后再返回安理会才合乎逻辑。尽管我们不能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认为苏联当时退出安理会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关，但支持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不应成为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返回安理会的理由。在当时的条件下，朝鲜问题远比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重要，苏联不返回安理会确实是一次错误的决策。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6月27日安理会开会前曾对马立克说，“在我看来，你们国家的利益要求你参加下午的安理会讨论”，马立克立即表示他“不会参加”。诚然，“如果认为苏联出席安理会并投了否决票，美国就不可能对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挑衅作出反应，这种逻辑上的假定都是讲不通的”。但是，“马立克的缺席却使安理会决议获得通过成为可能”。“由于苏联大使未出席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使得杜鲁门可以组织起抗御行动，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变成是威尔逊主义的 ‘自由对抗独裁、善恶势不两立’的精神，让美军合理地在朝鲜介入战事。”

对于苏联代表缺席安理会的后果，斯大林不会不清楚，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不允许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呢？在目前俄国解密的苏联档案中，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根据苏联对朝鲜战争的立场和态度来分析，返回安理会也会使其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使用否决权，会被西方国家指责苏联策划了朝鲜战争；如果不使用否决权，则会失去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也有悖于自己一贯的政治立场。这两种结果是苏联都要避免的，所以不允许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的决策，并不像葛罗米柯所言是斯大林“感情用事”，而是苏联民族利己主义外交传统作祟的结果，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苏联与朝鲜战争无关。6月27日，杜鲁门向莫斯科发出照会，希望苏联从中斡旋以便尽快恢复朝鲜战前的状态。7月4日，葛罗米柯在谴责安理会决议非法的同时表示，这场战争是“朝鲜人之间的内战”, “苏联不能采取行动。”

在缺席安理会讨论的日子里，苏联拒绝承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效力，谴责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呼吁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但这些对朝鲜的形势都无济于事。随着朝鲜战事的发展，在意识到缺席安理会并不能约束美国反而使自己更加被动的情况下，苏联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于8月1日返回了安理会。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苏联缺席安理会的质疑和苏联在是否返回安理会问题上决策的改变，斯大林在8月27日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Gottwald）的电报中进行了解释。其中谈到，起初苏联没有返回安理会的目的有四，“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斯大林认为，正是由于苏联没有返回安理会，“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 “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 “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关于返回安理会的解释则是，“我们可以退出安理会，也可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返回安理会”。显然，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不是阻碍苏联返回安理会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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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苏联缺席安理会的解释明显牵强附会。首先，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阻止美国干涉朝鲜战争，更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也有利于加强中苏团结。其次，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不仅没有败坏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而且还赢得了一定的国际支持。再次，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虽然牵制了它的一部分力量，但其军事战略重点仍是加强北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认为，美国应“尽可能快地熬过这场战争，使我们的部队和海军力量脱身，把一些陆军师送回国内，作为可用兵力的基础，把另外一些送往欧洲，以帮助支撑北约”。最后，斯大林谈到中国加入朝鲜战争，有利于进一步牵制美国的力量，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更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因为此时他对中国是否愿意介入朝鲜战争尚无把握。所谓“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引发亚洲的革命”的说法，不过是历史经验主义的认识。时代不同了，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逻辑已不适应战后世界发展的潮流。

斯大林的电报明显言不由衷。对于这份电报的实际价值，可以做如下几点判断。首先，这份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50年8月27日，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两个月之久，苏联代表已经返回了安理会，电报内容能否反映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政府决策的真相，值得质疑。其次，斯大林发出这份电报的原因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不能理解苏联缺席安理会讨论的做法，所以该电报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政策解释，其决策效用微乎其微，作为决策研究的依据缺乏说服力。再次，苏联缺席安理会的决定在其他国家看来是一次错误决策，对于苏联来说却是一次利己决策，这符合苏联的现实利益和外交传统。然而，这一决策行为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决策的原则，也有损于苏联的国际威望。为苏联利己主义的决策戴上国际道义的光环，使其具有利他主义的功能，恐怕是斯大林发出这份电报的主要目的。如果苏联缺席安理会的决定果真是出于斯大林在前述电报中的“崇高目的”，为什么相关内容在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中没有丝毫的流露呢？由此可见，这份电报对于回答为什么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缺席安理会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研究者一定要审慎分析，避免掉入历史档案的迷魂阵。要想揭开这一事件的真相，仍有待于新资料的进一步发现。

尽管朝鲜战争起源于1945年美苏在朝鲜半岛划分占领区所导致的分裂，但是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没有现在我们所说的朝鲜战争。苏联同意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可以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如果朝鲜的军事行动成功，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如果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军事行动受挫，由此而导致的中朝、中苏和苏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迫使中国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上述地区来，推迟解放台湾的行动。对于苏联来讲，朝鲜半岛比台湾重要得多，与其支持毛泽东解放台湾的行动，不如支持金日成在朝鲜采取行动。决策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苏联绝对不能公开卷入朝鲜战争，不能引发美苏之间的军事冲突。为此，朝鲜战争爆发之初，苏联宁愿缺席安理会的讨论，任凭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议，也不愿给西方国家制造苏联参与策划朝鲜战争的借口，单方面地寄希望于朝鲜的速胜和危急时刻中国的援助，反映了苏联外交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