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拜访一位退休的老公安。他一生都在与犯罪分子打交道。谈及往事，老人喝了一口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罪犯就像孙悟空，怎么翻跟头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无论匪徒多么凶残，正义的审判终将到来。
这让我想起1950年发生在陕西的一起案件。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起监狱暴动，地点在郿县，也就是现在的眉县。史称“九五狱暴”。
1950年9月，新中国刚成立一年。社会秩序正在重建，但秦岭脚下的郿县并不平静。看守所里关押着一名重要犯人，叫汤翰。他曾是国民党秦岭守备区的少将司令。此人虽然入狱，但并未认罪服法。他一直在观察看守所的情况，寻找越狱的机会。
当时，县里的主要领导都去宝鸡开会。留守负责的是县委副书记何彦。何彦患了重感冒，发着高烧。汤翰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开始实施越狱计划。他和同伙利用金钱和利益，拉拢了负责看守的警卫班长任志明和李玉泉。这两名看守背弃了职责。他们把看守所的钥匙交给了犯人，甚至提供了武器库的地图。
9月5日下午四点，机关食堂开饭。这是看守所防备最松懈的时候。暴动开始了。内应打开了牢门。六十多名犯人冲出监舍。他们切断了电话线，切断了县政府与外界的联系。随后，他们冲向武器库。他们抢走了五挺ZB-26轻机枪，还有几十支步枪和几千发子弹。
公安战士正在吃饭，手边没有武器。暴徒用机枪扫射大院。两名公安战士在对抗中牺牲。暴徒抢走了库房里的白银和人民币。他们还抢了百姓的骡马。随后，这群人冲出县城，向南面的秦岭山区逃窜。他们计划进入深山，继续与政府对抗。
何彦听到了枪声。他推开警卫员，带病坚持指挥。他迅速集结队伍。县大队、公安队和民兵加入了追击行列。三百多人组成的队伍在夜色中出发。他们没有现代化的追踪设备。指挥员依靠经验和群众提供的线索，判断匪徒逃往斜峪关东路。
追击部队在山路上急行军。这不仅是体力的比拼，也是意志的较量。队伍到达太白鹦鸽乡附近。双方发生了遭遇战。匪徒利用抢来的机枪阻击。火力很猛。公安战士没有退缩，顶住了攻击。匪徒见势不妙，逃往放羊寺。
放羊寺地形险要。何彦指挥部队包围了寺庙。公安战士投掷手榴弹，并向匪徒喊话。心理攻势奏效了。匪首魏福荣举起白衬衣投降。汤翰在逃跑时被打断了腿，随即被捕。叛徒任志明被当场击毙。
这次行动消灭了大部分暴徒。但是，另一名主犯杨克勤逃脱了。他带着残部钻进了深山。杨克勤与当地土匪武振海勾结。他们继续作案，甚至杀害了一名区公所干部。
何彦决心抓住他们。追击部队追踪到杨树沟。匪徒藏在一个绝壁山洞里。山洞易守难攻。何彦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部队假装撤退，制造离开的假象。匪徒误以为安全了，钻出山洞。埋伏好的战士立即开火。土匪头目武振海被击毙。其余匪徒被捕。
混乱中，杨克勤再次逃脱。他顺着山洞顶端的一条石缝挤了出去。从此，他销声匿迹。
杨克勤逃到了甘肃泾川。他隐姓埋名，在一家药铺当伙计。后来，他入赘当地，娶妻生子。他试图用普通人的生活掩盖罪行。他在这家药铺藏了八年。这八年里，他关注时局，幻想局势变化。但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新中国日益稳固，他的希望破灭了。
1958年，一名郿县干部去泾川出差。他去药铺买药。他发现那个伙计很面熟。经过辨认，那人就是潜逃八年的杨克勤。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杨克勤被捕。面对手铐，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和罪行。
同年12月，杨克勤被执行死刑。这起跨度八年的追逃行动画上了句号。
这起案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当年的公安战士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罪犯逃到哪里，无论过去多久，法律都会给予公正的裁决。那些牺牲的烈士，那些坚持追凶的前辈，维护了社会的安宁。正如那位老公安所说，犯罪分子永远无法逃脱正义的制裁。这一信念，至今依然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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