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这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红色金融的制度试验，是用生命去守护党的“钱袋子”。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成立两年零八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由14名干部带领100多人的运输队和一个连的警卫部队，组成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以下简称“第十五大队”），撤离苏区，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缔造了“随军转战、流动运营”的战时形态与历史奇迹。
“扁担银行”壮举
被编入第十五大队的运输队员，用160多副扁担挑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金融家当，踏上了漫漫行军路。这些担子中，装有黄金、白银、银元、苏区纸币，以及印钞用的石印机、油墨、纸张和铸币机、制币原料等，成就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用肩膀将一间银行进行长途迁移”的壮举，被形象地称作“扁担银行”。
过雪山、爬草地的艰难险阻，没能动摇一颗颗“用生命守护党的钱袋子”的决心和意志。最初，第十五大队有14名银行干部，在长征途中，6名干部牺牲，仅10人抵达陕北。“金融战士”以生命为代价，保存下了黄金和党在苏区辛苦积攒下的“金融家底”。
在长征途中，每到一个新的城镇或驻地，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就迅速建立临时兑换处，开展货币兑换和回笼业务，既保障了红军的军需供给，又维护了沿途群众利益。一边翻越雪山草地，一边筹粮筹款、发行货币、回笼纸币，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红色金融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通过货币发行、物资调控等制度创新做法，建立起沿途民众对红色货币的信任，保存了金融制度的火种，完成了从“根据地财政”到“战时流动金融”的转型，为日后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金融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的金融生命线”。
遵义城的“红军票”
1935年初，红军抵达遵义。国家银行在遵义、桐梓、冕宁等地先后四次发行过苏维埃纸币，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作“红军票”。发行面值包括壹元、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规定与银元等值。这一举措，旨在解决红军的物资补给问题，同时激活市场上留存的“伙食尾子”（苏区零星钞票）。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记载着这样一个感人故事：在遵义凉水乡（今遵义市红花岗区凉水井），借宿在村民赵金和家的红军某连为补充给养，与赵金和协商后购买他家一头猪，留下了15元苏维埃币和一张纸条，上书“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壹拾伍元正”。村民珍藏此条数十年，称其为“红军买猪条”，成为红军严守纪律、诚信为民的历史见证。
村民珍藏多年的“红军买猪条”。
创设“食盐担保”
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全靠四川供应。遵义作为红军长征3个月后的第一个休整地，尽管商业发达，但食盐被军阀、地主、官僚、奸商垄断，导致价格昂贵，许多当地群众因买不起盐而患病。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将红军没收的价值不菲的食盐，低价出售给当地群众，但出售时只收国家银行纸币。于是，国家银行顺利发行了纸币，使其在市面上流通，又在遵义城内和红军驻地周边组织了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随时兑换纸币。
如此，红军可使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购买物资、保障部队供给，又通过低价出售食盐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利益，并回笼国家银行纸币。这一以食盐作为“红军票”发行担保的信用策略，迅速赢得了民心，百姓争相使用“红军票”，解决了红军补给和民生需求的双重难题。
通宵兑换树信誉
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和红色货币信誉，红军撤离遵义前，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兑换点，通宵达旦为群众将“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物资。工作人员连续工作，确保不让群众手中留一张“废纸”，赢得百姓交口称赞“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留下了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取信于民”“纪律严明”的佳话。
作为当时第十五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曹菊如在《长征路上的红军票》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回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了遵义，继续向前进发。
账目清晰准确
1934年10月，国家银行部分工作人员随红军长征，其他则留守赣粤闽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携带少量的机器设备、国家银行纸币、银元继续开展工作，直至1935年春结束业务。
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跋涉，1935年10月，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清点资产后发现：黄金两担、白银及银元12担、珠宝首饰若干，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在枪林弹雨中，在昼夜行军间，银行账目始终保持清晰准确，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红色金融工作者用肩膀和生命托起共和国的金融基业，为中国革命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其中，《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是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带到陕北的有关国家银行的珍贵资料。
1935年11月下旬，国家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将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1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红色金融从苏维埃时期进入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开启了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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