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这名字，听起来像地主家的苦劳力，其实是留法回来的高材生。1924年长沙一间茶馆，毛泽东把茶杯一推，说了句“你为革命打长工”，当场给何坤换了身份证。那年头改名字不查户口本，一句话就能生效，比现在办社保卡痛快多了。
改名后的三个月，华容县冒出十二个农民协会，两千多号人扛着梭镖夜练操。地方志写“何坤夜走八村”，老人回忆却是“何先生穿着长衫，把祠堂的祖宗牌位搬开，直接摆上识字班”，土味操作比传单管用。1927年秋收起义队伍被打散，他连夜带路，把剩余人马领上井冈山，脚底板磨出洞，用破布一缠继续走，没人喊疼——喊疼也找不到卫生员。
最惊险的一趟差事是去找朱德。他揣着两斤炒米、一封用米汤写的信，从江西走到粤北，路上被民团拦三次，靠一句“我是走货的行家”混过去。87天后回到井冈山，炒米早吃完了，人瘦得眼窝能养鱼，却顺带捎回广州起义失散的一百多条枪。毛泽东没给勋章，只请他吃了碗红米饭，说“这比嘉奖令管饱”。
1935年草地分家，张国焘要南下，毛泽东要北上。何长工夹在中间，白天给“张主席”写标语，晚上偷偷把电台密码写给叶剑英。最险的一次，他让警卫员把情报绑在藏民放羊的铃铛里，自己留下来打掩护，第二天还照常出操。后来有人替他捏汗，他只说了一句“头掉了碗大疤，电台丢了就真完了”，说完继续啃生青稞。
检讨会上他一口气讲完四方面军内部编制、枪弹缺口、士气高低，连排长以上干部的名字都背得出来。周恩来听完叹气：“这不是认罪，是交底。”散会后毛泽东递给他一支烟，没点火，意思很明白：以后还得靠你干苦活，但牌子自己带。
抗战年月的河防司令听起来像闲差，何长工却把它干成包工头：半年时间，黄河西岸挖出两百里交通沟，五千民兵学会土造地雷，日军快艇靠不了岸。后来抗大分校缺副校长，他又跑去教爆破课，黑板上画引线，粉笔一断直接拿泥巴捏模型，学员笑称“何泥巴”。这批学生里后来出了两个上将、三个大区书记，见面仍喊他“泥巴校长”。
1949年后再没人叫他“长工”，档案里写“何副军长”“何副部长”。他偶尔回老家，村口老人还是招呼“坤伢子”，他就下车蹲田埂，卷裤腿帮人家择花生。有人提起当年改名典故，他咧嘴笑：“长工也得退休，现在轮到你们给土地打长工了。”一句话把革命史讲成了农家理，土得掉渣，却叫人心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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