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3日清晨，沪宁线上那趟K101次列车缓缓停进上海站，站台还残留着昨夜雨水的清甜。走下车厢的何长工攥着一只墨绿色公文包，他没去招呼迎接车辆，而是径直拨通了上海市委的电话。铁轨尚在耳畔嗡响，他已说出一句话：“我想见一位老同志，麻烦你们帮个忙。”
市委值班人员认出这位开国上将的声音，连忙请他稍候。一小时后，市里派车把他接到延安中路那幢灰色大楼。寒暄省去，何长工开门见山，“这次来沪虽有公事，但有件更紧要的私事——我要到华东医院探望贺子珍。”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推却的坚定。
市委几位领导面面相觑，随即点头。贺子珍自1977年冬天中风后，身体偏瘫，情绪波动，医院为保护治疗环境实行探视审批。何长工时年七十三岁，曾与她在中央苏区并肩浴血，这层渊源让任何手续都显得多余。
车子驶向延安西路，沿途法国梧桐浓荫甫苏。车厢内，何长工闭目回忆——1931年6月，瑞金叶坪的小竹楼里，贺子珍在灯下替他缝补军装，她抬头说：“何师长，今晚行动可得小心。”当年火线上的叮咛，如今仍在耳边。时隔四十余年，这位昔日的“红色之花”却卧病病榻，他心里涌起难言的酸楚。
十一点，华东医院门前。院方早已接到通知，护士长亲自等在大门口。何长工没有官架子，只让随行人员留在楼下，自己提着一兜子绍兴黄酒与几本新出版的书，跟着护士进了病房楼。通道里弥漫淡淡消毒水味，他放轻脚步。
病房门被推开前，护士先俯身低声：“姨妈，一位老战友来看您。”屋内灯光柔和。贺子珍侧靠在床头，左臂仍稍显僵硬，听见“老战友”三个字，她抬眼努力聚焦。何长工走近，压低嗓音：“子珍，是我。”声线不再像当年冲锋号般高昂，却依旧铿锵。
贺子珍眨了两下眼睛，泪一下涌出来。她伸右手，何长工也伸手，两只手像当年在突破乌江时那样紧扣。短暂沉默后，贺子珍一字一顿：“我……挺好。”语速慢，却掩不住喜悦。何长工点头，低声应：“好就好，咱们谁也不能认输。”
气氛温暖，护士悄悄退至门口，只留下窗外夏天的蝉鸣。何长工打开公文包，取出一本刚印好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翻到写有两人合影那一页。他指着照片说，“看看，二十二岁的小贺，意气风发。”贺子珍嘴角扬起几分，抬掌轻拍书页，仿佛拍落岁月尘灰。
探视规定只有二十分钟，但谁也没来催。何长工坐在床边，轻声讲外面发生的事：军委新近讨论的伤残军人抚恤政策，福建老区修通了水泥公路，古田会议旧址已列入保护名单……这些消息像密林深处的山泉，让贺子珍原本有些暗淡的眼睛渐渐亮起。
临近中午，医生进门查房。何长工起身，将黄酒递给护士，“她若能沾点唇，务必先问大夫。”又弯腰对贺子珍说，“等你能下床，我们一起去外滩看看。”贺子珍用力点头，努力发声，“说……话算数。”他答：“一言为定。”
离开病房时，他回头最后一眼，见贺子珍正抬手向他挥。门合上，走廊灯光映出他挺拔却略显单薄的背影。同行干部低声道：“何老，您安心吧，组织一定全力照顾好她。”何长工摆手，“组织已尽心，我只来尽一份情义。”
数日后，他在市里会议上发言，措辞平实，却几次提及“老区”“伤残”“女同志”，显见心中仍惦念那张病床。会后他再次去医院，带去上影厂特意剪辑的《南昌起义》拷贝，让医生在病房放映。贺子珍看见银幕上一排排红军枪刺在夜色中闪光，激动得微微颤抖。
秋末，他离沪赴京。车站送行人群里，市委领导递来一封信，是贺子珍口述、秘书代笔的短笺：“老战友放心，锻炼如常，饭量见长，待身体好转，再同叙长征旧事。”落款只有一个“珍”字，却写得格外用力。
1979年春，中央发文增补政协委员名单，贺子珍赫然在列。消息传到北京西郊，何长工在办公室轻轻敲了三下桌面，抬头望向窗外，“她终究还是回到队伍里了。”没有任何感慨句式，却能听出藏不住的欣慰。
同年八月的政协会议休会间隙，何长工让秘书把当天简报带到上海。贺子珍在病房读完，按住文件对值班医生说：“以后，我要练写字。”从此，每日康复训练结束，她便握笔描红，最爱写的四个字是“继往开来”。
老战友的牵挂不等同于怀旧，它是一种战场延伸的守望；当年的子弹与硝烟早已散去，但那份把彼此当作同志、当作亲人的情义，依旧在静静流淌。从华东医院的长廊到人民大会堂的座椅，历史更迭，友情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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